近日人們對中國的“負利率”格局尤為關注。不過，“負利率”并非中國獨有，全球范圍內的“負利率”現狀正在對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從收益角度分析，負利率情況下，居民的儲蓄行為不但無法獲得收益，還將遭受損失。出于資產保值增值的需要，會形成對房地產和股市等具有財富效應投資品的追逐，即負利率會激化財富效應的顯現，進而推動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飆升，這就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當前的真實狀況。
　　我國歷史上出現過3次負利率時期，但這次卻是全球范圍內的。在一項經濟學家針對25個新興經濟國家的跟蹤調查中，有近2/3的國家實際利率為負值，鑒于通貨膨脹的預期不穩定性，使得價格上漲趨勢愈發強烈。
　　依然極度寬松的全球貨幣政策推動全球流動性周期繼續高漲。如果從2.5%的加權全球名義政策利率中扣除通脹率，從而得出實際政策利率，那么情況就會更加明朗。以CPI指數衡量，仍以GDP進行加權，目前全球通脹率略高于3%，這意味著全球實際政策利率是負值，約為-0.6%左右。而且，在過去6－12個月之中，通脹率的升幅超過了名義政策利率的升幅，這意味著在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同時，實際短期利率所體現的貨幣政策立場實際上還略有放松。因此，2010年2季度4.8%的全球GDP同比增長率和-0.6%左右的實際短期利率之間的巨大缺口表明，盡管在過去6－9個月之中，許多央行提高了名義利率，但全球貨幣政策立場仍然極度寬松。
　　在全球貨幣政策保持極度寬松狀態的背景下，全球過剩流動性繼續膨脹也就不足為奇了。用以衡量過剩流動性的指標是流通中現金和非銀行機構持有的活期存款（即M1）對名義GDP的比率。之所以選擇M1，而非范圍更小的貨幣總量指標（如銀行體系持有的超額準備金）或范圍更大的貨幣總量指標（如包括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M2、M3），是因為M1已經進入居民、企業和投資者手中（而不像超額準備金那樣，存放在央行的金庫中），而且M1與產品、勞務和資產支出的關系最為直接。求M1對名義GDP（即產品和服務的支出）的比值，這就得到了可用于推動資產價格的過剩流動性的衡量尺度。在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過剩流動性一直持續到最近。換言之，盡管全球名義GDP增速有所回升，但全球M1增速一直高于前者，從而使居民、投資者和企業持有的過剩流動性不斷增加。
　　預計在2010年年內，全球貨幣政策仍將保持非常寬松的狀態。事實上，一些國家的政策緊縮周期看起來已經見頂，或至少是已經長時間擱置起來。舉例講，澳大利亞央行在加息150個基點之后，下一次決策會議有可能下調利率。隨著經濟軟著陸，我國央行有可能在今年后半段放松信貸。巴西央行已減緩了加息速度，預計今年只會再加息25個基點。而且，在今年年內，盡管一些央行還有可能進一步加息，但在重量級角色中，美聯儲、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很可能都將保持政策利率不變，而日本央行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放松政策。
　　當前大多數投資者和貨幣當局都認為，在二次探底、通縮和大力財政緊縮的風險引起嚴重擔憂、而且銀行業（尤其是在歐洲）仍處于困境之中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理應保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人們很可能夸大了上述擔憂：我們仍然認為，二次探底不會成為現實，筆者仍然更加擔心超寬松貨幣政策導致的長期通脹風險，而且美國和歐元區大國的政府缺少大力收緊貨幣政策的決心。
　　從現實情況看，通貨緊縮對發達國家短期經濟的風險更大，通貨膨脹則是新興經濟國家的當務之急。日本過去10年實行“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歷史告訴我們：“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的損害更大。上世紀90年代日本實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后，日元大量地流向了全世界，日元的漏出率超過了15%。而美元世界貨幣的主導地位決定了美元的漏出率比日元要高的多。今年6月印度的批發物價指數同比增長了10.55%，連續第5個月增速保持在兩位數以上，使得印度成為20國集團中通貨膨脹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巴西的通脹率已經逼近6.5%的警戒線。據美林預計，今年中、印、俄、巴四國的通脹率將分別為3.2%、7.9%、6.1%和5.0%。
　　對于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如何控制通脹、退出刺激措施以避免經濟過熱和資產泡沫成為首要的宏觀調控任務。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政策應該具有更加獨立的自主性，而非被發達國家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