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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發布不久，隨即招來了一片非議。在諸多言論中，“高稅負大多轉嫁給了消費者”的言論最為引人注目。面對質疑，國資委新聞處處長蘇桂峰前不久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這其實是在偷換概念，國家制定的費、稅標準無論對什么類型的企業都是一視同仁的，說哪個環節要消費者埋單，誰不埋單呀！在市場上買一桶油和一袋米，都是要記入成本的。”言外之意就是否認央企高稅負轉嫁說。
其實高稅負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而稅負轉嫁是稅收的基本特性。按照標準教科書的定義，所謂“稅收轉嫁”，是指在商品流通過程中，納稅人通過提高商品銷售價格或壓低商品的購進價格，將自己應納的稅款轉嫁給商品購買者或商品供應者負擔的一種行為。
而市場結構是制約稅負轉嫁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中，生產者或消費者對市場價格的控制能力是有差別的，由此決定了在不同的市場結構條件下，稅負轉嫁情況也不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結構一般分為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競爭和完全壟斷。
納稅主體的稅負轉嫁能力，是隨著市場競爭自由度的降低、壟斷程度的加劇而提高的。也就是說，在在完全壟斷市場結構下，壟斷廠商可以隨時改變價格，把稅負向前轉嫁給消費者。
毫無疑問，在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一般是不會輕易動用價格手段的，否則，價格大戰之后只能導致兩敗俱傷。企業之所以能夠通過變動價格實現稅收的轉嫁，其根本的保證還是在于企業的綜合實力。否則企業就不可能利用價格的運動實現轉嫁稅收。稅負轉嫁之所以有存在的可能，是因為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壟斷能力越強的企業，往往他的稅負轉嫁能力也就越強。
盡管中國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已經走了十多年，也制訂了《反壟斷法》，但是市場競爭的自由度仍有待提高，特別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而這些領域的控制者一般都是央企。在一些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仍然存在著制約民間投資進入的“玻璃門”或“彈簧門”問題。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民間投資在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所占比重非常之低。在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中只占13.6%，在教育中占12.3%，在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中占11
.8%，在金融業中占9.6%，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中占7.8%，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占7.5%，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中占6.6%，在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中更是僅占5.9%。
依靠國家資源、依靠政府資源、依靠財政補助獲取行業利益、維護部門利益、攫取個人利益的壟斷利益集團比比皆是，特別是以石油、電信、電力、煙草為代表的壟斷由來已久，改革開放30余年，這些利益集團在國家政府部門主導的所謂“重組改革”中從小到大、從弱變強，在把“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演繹得淋漓盡致。
于是，我們悲傷地看到，中國的石油巨頭一邊在原油漲價中賺錢，一邊又把成品油的價格提升轉嫁到消費者頭上，每年獲得多達上千億的暴利；電信巨頭在資費改革中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無視消費者的利益；貌似公開公平公開的“漲價聽證會”會上消費者的聲音是那么的微弱……
因此我們說，央企的壟斷性注定了央企的稅負轉嫁是必然的！國資委是國有企業的娘家，保護和支持企業發展很有必要，但是，現在的國企特別是央企，占盡資源、政策等優勢，在給國家上繳稅收的同時，還應該為國家上繳更多的紅利，為平衡發展，為建立公平社會做出努力。否則，私有化拉大貧富差距，國有壟斷企業加劇社會不公，權力、壟斷和私有這三匹馬將會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畸形。國資委只站在國企立場上說話是站在了該站的地方，說“央企高稅負未轉嫁”是說錯了話，是對廣大民眾利益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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