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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4日，兩位美國富豪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宣布，已成功勸說40名美國億萬富翁公開承諾捐贈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本月底，蓋茨與巴菲特將來到中國，與50位中國富豪共赴一場“慈善晚宴”。但這場以慈善為名的“夜宴”是否會進行勸捐？哪些中國富豪會應邀出席？令外界充滿猜測和議論。
我們相信，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那些擁有億萬家產的富豪們，聽到這個星球最有錢的人比爾·蓋茨宣布退休并捐出全部財產這條消息，都會有所觸動。當然，如果讓中國富豪來效仿蓋茨，那可能很難。人各有志，豈能勉強？
不過，作為一個人，很有必要認真思考一下：我們跟蓋茨的差別是什么？比爾·蓋茨退休又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啟示？
在中國的傳統理念中，我們為“再窮不能窮子女”而艱苦奮斗；蓋茨則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再富不能富子女”的灑脫和寬闊。
蓋茨這一捐，展現了他對子女及自身財富的負責精神。金錢是一種財富，但金錢過多也會是一種負擔。蓋茨以前曾經多次說過，不會把自己的財富都留給子女，在他看來留給子女最大的財富是教他們以生存的能力而非金錢本身。580億美元的財富海洋也許不會給子女帶來幸福，反而很可能讓他們“溺死”其中。另外，蓋茨還認為給子女過多財富實際上是破壞了美國社會最基本的一條游戲規則：機會均等。他要讓自己的孩子一開始就站在和別人同樣的起跑線上，而他自己當年就是如此。
現代西方慈善文化主要來源于基督新教信仰，在基督教信仰里，富人只是代上帝管理財富的人。換句話說，在法律意義上，財富為私人所有，但在道德和價值層面上，超過生活需要的財富就是社會的。馬克斯·韋伯的不朽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與新教的興起是分不開的。按照新教理念，獲取財富最大的意義在于完成上帝賦予人在這世上的使命，既然如此，將巨額財富傳給兒女就是一種褻瀆上帝榮耀、也損傷自身聲譽和兒女長遠競爭能力的行為。應該說，這是一種因為有了信仰的觀照，而產生的更為健康、也更為崇高的財富觀。
這顯然和視血緣、家族為生命觀念基石的中國文化不同。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將財富傳之子女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雖然傳統文化中也有“兒孫自有兒孫福”的勸導和晚清曾國藩似的不為兒孫積攢錢財的智者。但是，這樣的行為從來沒有在中國文化和歷史長河中成為富人普遍的自覺選擇。
進入現當代，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以后，在特定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下，雖然“大公無私”為社會主流話語所大力提倡，但社會現實卻與之形成鮮明的反襯。20世紀80年代后，社會思潮更是普遍“向錢看”，功利主義和犬儒主義成為社會普遍的行為模式，在此之下，離這種健康崇高的財富觀更為遙遠了。
當然，除了信仰原因不同之外，在社會體制結構、慈善機制的設計和運作等等方面，中國和西方社會也都存在較大的差距。正是這些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當前很多中國富豪對于比爾·蓋茨“裸捐”行為的不理解。特別是某些人，對此予以陰謀論式的理解和評斷，這實在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缺憾和精神貧乏，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
也許暫時還無法讓中國富豪們像比爾·蓋茨那樣慷慨“裸捐”，但學習其更高層次的財富精神，也許是這場慈善晚宴送給所有中國人的最佳饋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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