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是改變我國經濟長期依靠高投資和高出口驅動而消費低迷、缺乏內生動力的治本之策，也是改善人力資本結構、加快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基本途徑。

　　我國消費長期低迷、人力資本結構提升緩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是一個重要因素。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具有兩種效應，即改善效應和惡化效應。
　　改善效應是指收入差距拉大一般會帶來資源集中，產生規模效應。在這種情況下，可流動資源將被配置于需求更大、效率更高的領域，從而有效避免資源閑置，促進經濟增長。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初期，收入差距拉大的改善效應明顯。資源的有效集中，有助于發展生產力，提高總體經濟效益，促進經濟增長。
　　惡化效應是指收入差距拉大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經濟增長。這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高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低收入人群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在收入一定的情況下，若收入分配均衡，則總體消費水平較高；若收入分配不均衡、差距較大，則總體消費水平將降低。消費不足，經濟增長就缺乏動力。二是低收入人群沒有資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受教育水平較低。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力資本不足會嚴重阻礙經濟增長。
　　其他國家的發展實踐表明，改善效應與惡化效應在一個經濟體中可能同時存在，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的最終影響取決于兩種效應影響程度的對比。在我國，不同時期的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收入差距拉大通過影響消費結構和儲蓄水平，促進了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帶動了經濟增長，即收入差距的改善效應更為突出。但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又導致社會需求不足，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作用。研究表明，在1980年到1984年期間，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表明在這一階段收入差距拉大的改善效應更明顯；而在1990年到2008年期間，兩者之間的變化呈相反趨勢，表明收入差距的惡化效應超過改善效應，收入差距拉大對經濟增長產生阻礙。特別是2000年到2008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收入差距拉大嚴重阻礙了經濟增長。
　　當前，由于外部需求持續低迷和投資需求驅動不可持續，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一方面需要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加快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升級，使經濟增長更多轉向依靠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應把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促進收入分配公平作為增強我國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的重要切入點。

　　總體來看，導致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農民收入過低，是導致我國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城鄉之間不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顯，而且在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條件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近年來，國家在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加大了對“三農”的政策傾斜力度，包括取消農業稅、構建農村社保體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在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二是行業收入差距。導致行業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壟斷及不公平競爭的存在。長期以來，一些資源性行業和基礎設施行業因壟斷而獲取高額利潤，而競爭性行業的競爭卻越來越激烈，利潤越來越稀薄，由此必然造成行業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三是地區收入差距。由于區位、歷史、文化及自然資源稟賦等方面的差異，我國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收入分配差距較大，而且這一差距還呈現逐年加大的趨勢。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趨勢，進一步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應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精神，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進一步調整和優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各個環節，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初次分配環節，應建立健全中低收入者收入穩定增長機制，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在再分配環節，應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消費環境，解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此外，還應增加教育培訓支出，促進教育公平，加快人力資本結構優化升級，為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創造條件。具體來說：一是繼續加大惠農政策力度，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入，促進農民增收，培育和擴大農村消費市場；同時，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創造更多的非農就業崗位，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二是深化壟斷性行業改革，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增強經濟活力，縮小行業差距。三是根據產業演進規律和不同區域的發展階段，有針對性地實施相關政策，有序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地區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