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數千萬初中生9月1日起進入新學年，但在滁州等五個安徽地級市及下轄的二十六個縣（市、區）還有大量初中三年級的學生，截至本文撰寫時尚未領到新學年的英語課本。各學校按課程表設定的英語課教學，因沒有教材只能安排學生先行背讀已學過的英語單詞。
    事件緣于8月27日，安徽省教育廳下發文件稱，阜陽、宿州、滁州、淮南、蚌埠五個地市初中三個年級重新選用新版本的英語教材，所涉的英語教材近100萬冊。而此時離開學日期只有四天時間。
    9月2日，恰逢教育部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與會記者自然不會放過安徽“教材事件”，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僅含糊答復稱“無論如何要確保孩子們在開學的時候能夠有教材使用”；至于臨時更換教材屬于什么性質的問題，該發言人只能以“這是新聞出版部門負責的事情”來作答。
    其實，教育部就規范教材使用，于2005年發過專門文件，主旨是各省雖有教材選擇和更換自由，但必須遵循從初中或高中第一學年更換的原則。具體講，初一教材可以另選版本，但初二和初三則不允許。因為，中途換教材猶如臨戰換將，影響學生成績和教師授課質量。
    很明顯，滁州等五地中途更換教材，違背教育部“紅頭文件”確立的“換教”原則。但滁州等地的違規做法事先卻經過了安徽省教育廳發文認可。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是受巨額利益誘惑不能自已。利益即回扣——接受央視采訪的教材出版界人士承認，回扣一般有10%左右。其實，無需央視揭露，在學生家長眼里，這屬公開秘密。滁州等地更換初中英語教材總量過百萬冊，假如教材每冊10元，多達百萬冊教材的回扣是個什么概念，賬人人會算。
    這些年，盡管“教材腐敗”觸目驚心，但在百姓眼里卻早已聞腐而波瀾不驚，他們已見了不少校長和教育官員因教材回扣而進大牢，再聞“教材腐敗”新案，若有人拿來作為茶余飯后談資，會被視為此人實在“背時”得可以。
    現實的無奈在于，“教材腐敗”背后的回扣若歸個人或小團體消受，且因分贓不均而東窗事發，主事者有可能遭法律懲罰；而若“教材腐敗”收益進了學校或部門的“小金庫”，現有《刑法》則難以對這種行為的主事者入罪量刑。無論商業回扣還是背后的“小金庫”，只要系“集體所為”，直到今天仍僅被定義為“不正之風”，而可大事化小。
    就事論理，商業回扣原本就系市場經濟伴生物，解放前的中國，商業回扣也是再正常不過的“商規”之一。可在有識者眼里，商業回扣的交易主體在國外或在民國時期都是“私商”，而在當代中國，許多商業回扣的交易主體之一方或雙方，卻異化為“官商”甚至就是公權力機關。這樣，明明是犯罪行為，就被混同為一般市場交易允許的商業回扣。當然，在輿論壓力下，類似舉動不少被定性為性質含混的“不正之風”而作罷。
    安徽“教材事件”若作“嚴肅查處”，其性質也只能定義為“違紀違規”，這就意味著，這類公權力謀利之“勾當”每年都將繼續發生，最多是表現形式有所區別罷了。無奈之下，有必要對教材發行的歷史過程作一簡略回顧：
    新世紀前，教材編發基本歸“人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統吃，教材奇貴。于是，輿論呼吁打破“教材壟斷”，結果，教材發行開啟一條縫，各省“省教”（各省的教育出版社）都可從中分一杯羹。引進競爭原本一可提高教材質量，二可降低教材價格，不少評論當年作如此樂觀分析。沒料想，壟斷雖被“相對打破”，但僧多粥少導致的惡性競爭隨之相伴，回扣大行其道，害校長和教育官員無數。利誘及權衡之下，吃回扣者更由個人嬗變為“集體”，既可規避司法打擊，又能讓回扣最終流入眾“個人”腰包，而政府信用受損，家長為“教材腐敗”買單，社會風氣則更加敗壞。
    點破教材發行計劃與市場的兩難選擇，并非說我們主張教材發行重走計劃壟斷老路。我們只想告訴人們一個事實，光有市場化改革而缺乏“其他改革”為之配套，市場必然走形變味，往往弄成播下種龍收獲跳蚤那般無奈，這樣的無奈在當下的國內所在多有，“教材事件”只是詮釋無奈的最新案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