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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02 作者：楊麗華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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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華晉焦煤公司王家嶺煤礦特別重大透水事故后，某報通過部分受訪者的道聽途說，在先期報道中提到遇難人數可能高達256人，并在事實尚未證實前，匆忙將與事實153人被困存在巨大差距的錯誤信息傳播出去，被多家媒體轉載，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謠言的傳播者，引起受眾恐慌。同時該報的國際影響力，也給西方媒體造成了口實，損害了國家利益。
企業突發事件的巨大新聞價值對媒體而言具有天然吸引力。這易導致突發事件中，新聞媒體或者一些新聞媒體的某些傳播行為，以“唯新聞論”錯誤理念為指導，突出表現在認為搶奪新聞資源、進行獨家報道才是第一位的，出現了一些報道誤區。有時候這種不當的新聞報道本身會成為突發事件的“次生災害”，造成“信息傷害”，傷害一個人、一個群體乃至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形象、尊嚴和利益。
一是媒體報道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準確或者錯誤的情況。尤其涉及關鍵信息點的信息傳播，如果出現事實性錯誤，不僅不能滿足公眾對突發事件的知情權，導致公眾的認知上出現偏差，而且很可能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有些媒體甚至在報道企業突發事件過程中，進行故事化加工，出現了“戲說”的現象。例如在對企業領導人員因違法違紀受到查處進行報道時，一些媒體往往采取所謂的知情者爆料，描摹一些細節，并加上主觀判斷的報道方式，用故事化的描述來吸引讀者眼球，很容易形成和客觀事實的出入，誤導公眾。
二是新聞媒體基于立場不同或認知上的偏差，容易戴著有色眼鏡進行報道，在報道的客觀性上存在失衡情況。特別是突發事件發生當下，當企業或政府的新聞發布無法滿足媒體需求時，各級政府、企業、社會利益與新聞媒體的利益發生了矛盾。有些媒體往往存在刻板印象，帶有主觀色彩地進行責難式報道。這種不注意平衡報道的方式，首先不符合災難性報道中先信息后反思的原則，不能很好地指導輿論，穩定情緒，無法實現社會整體利益最優化。例如在對富士康事件的報道中，媒體鋪天蓋地、連篇累牘地進行報道甚至炒作，在報道中充斥并強調富士康企業是“血汗工廠”、員工境遇悲慘，一時間，富士康事件成了媒體主導的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而在這種過度關注的背景下，相同或相似事件接連集中發生，導致媒體受到部分群眾“媒體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自殺傳染”的置疑。過多的負面報道，在事件的突發期和持續期，并不利于解決問題，反而有可能造成事件進一步惡化，筆者認為，反思式報道，完全可以留待危機解決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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