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銳（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民權（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環境資源與發展經濟學系主任）	·謝太峰（首都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副院長）

　　問：我國的GDP增長付出了怎樣的資源環境代價？

　　謝太峰：在國際媒體的熱議甚至“奉承”面前，在欣喜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我們應當保持足夠的清醒，規模和速度固然可以反映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況，但質量和效益對經濟發展更重要。我國目前的現實是，經濟發展質量并未與經濟規模同步提高，有時經濟規模的快速增長甚至以犧牲經濟質量為代價。這種狀況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如果僅僅有規模上的超越而沒有質量上的超越，我們或許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但永遠做不了世界經濟強國。

　　陳銳：最近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一直維持著高速增長的態勢，GDP平均增長率高達9.8%，1978年，我國GDP全球排名第10位，在2000到2010年間，我們先后超過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從1000美元升至3000美元，只用了5年時間，增長速度讓世界矚目。
　　但在經濟發展模式上，仍存在著嚴峻的結構轉型問題，巨大的資源環境壓力成為經濟持續增長最嚴重的制約因素之一。重點鋼鐵企業噸鋼能耗、電力行業火電煤耗、萬元GDP耗水量，我們分別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40%、30%與500%，萬元GDP總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00%，高速經濟增長的背后，我們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

　　劉民權：目前我國每年投入到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的支出大約占GDP的1.5%。近年來，環保部各課題組連續多年開展了對我國綠色GDP的核算。根據相關研究結果，2004年的環境資源成本占GDP的比重達到3%。在一些省份，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甚至達到GDP的7%—8%，如果扣除這些成本，這些省份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負的。
　　除了生態環境破壞及其造成的損失，還存在資源浪費的問題。其次，還有重復建設的問題，也就是說相關的經濟活動并沒有給社會帶來額外的價值，但卻占用了資源并對生態環境造成了破壞。此外，還存在質量問題以及因不強調保養所導致的產品的快速折舊和周轉，所造成的資源浪費也是驚人的。

　　問：造成我國GDP增長中付出巨大資源環境代價的原因是什么？

　　陳銳：這主要是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與增長方式、國內區域發展差異、國際經濟環境影響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近20年來，中國處于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和現代化的加速期，人口、資源、產業和消費結構進行重要變革。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的經濟、社會、環境結構性影響和復合性問題，給國家和區域總體運行能力帶來巨大沖擊，宜居土地和水資源稀缺導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銳；能源存量結構失衡和建筑能耗過快增長導致經濟去碳化面臨嚴峻挑戰；以民用汽車擁有量快速增長為表征的機動化和蔓延式擴張趨勢初顯的城市郊區化，導致城市污染排放形勢不容樂觀；現行體制不能完全滿足人民群眾對環境治理越來越高的要求。總的講，有三大原因：第一，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型；第二，區域與產業結構性矛盾凸顯；第三，全球化分工角色失當。

　　劉民權：我認為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首先是政府層面的激勵機制問題，這與政府的績效考核體系有關。其次，是資源要素的價格機制沒有理順，資源和環境的成本被低估，導致在生產和消費中對資源和環境的過度索取。第三，法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獎懲機制。第四，客觀上我們的生產技術和工藝水平還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對資源的利用效率在現階段還較低。

　　謝太峰：我國長期以來走的是數量擴張型經濟增長的路子，特別是在GDP成為衡量地方政府政績主要標準的情況下，各地在GDP這根指揮棒的指揮下，普遍出現了片面追求經濟規模和增長速度而忽視經濟增長質量的現象，這種重規模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的做法帶來的后果，便是經濟數量擴張與質量提高的非一致性，在GDP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嚴重滯后。其中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大量消耗，均是中國經濟增長質量不高的主要表現。

　　問：如何降低我國GDP增長中資源環境的代價？

　　謝太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存在很大差距。在經歷了30年的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今天，我們應當將經濟發展質量擺在優于經濟規模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視。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GDP超日趕美，繼續走重規模輕質量的經濟發展道路，那么，即使我們在GDP上超越了美國，但也很難進入世界強國之列。

　　陳銳：均衡發展已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全世界的理念。應對環境不斷惡化以及來自世界各國的環境外交壓力，實行經濟結構轉型，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是解決我國GDP增長中高資源環境代價問題的必經之路。
　　“十二五”時期，我們應著力實現以下3個方面的均衡：經濟規模擴張與經濟發展質量增效的均衡；社會運行階層分化與社會發展城鄉一體的均衡；環境運行粗放建設與環境發展精細管理的均衡。

　　劉民權：我認為，要解決這一難題，首先，要進一步轉變發展觀念，建立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加強教育、衛生等社會發展指標在政府績效考核中的地位。對資源利用和環境治理，使用信息公開制度和利益方對話機制，把政策重點放在允許、鼓勵和規范這種信息公開制度和對話機制上來。
　　其次，理順資源要素的價格機制，使環境污染和資源使用的社會成本內部化，做到“誰使用，誰付費；誰污染，誰付費”；提高付費的標準，使由環境污染和資源過度使用造成的社會成本能夠得到充分的補償。
　　第三，健全環境與資源的立法和監督。加快出臺有關土壤污染、化學品管理、生物安全、遺傳資源保護、核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對于現有的環境與資源法律法規，要加快完善相關條例、規章、標準、政策，促進法律的貫徹執行。進一步擴大環境與資源保護部門的執法權限并提高執法能力。
　　第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繼續推行關停過剩和落后產能企業的政策；提高資源與能源密集型企業的技術水平，促進資源能源的集約化使用；積極發展服務業和低能源資源投入的高新技術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