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關心西部人民的幸福指數，才能說明我們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上升了一個層次，發展的內涵也更加豐富
　　最近幾天一直在青海藏區考察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10年來的重點成果，總體感覺這幾年西部地區經濟實力大幅提升，成效顯著。從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區GDP年均增長11.9%，高于全國同期增速。然而，對照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以往的經驗教訓，我們也不難體念到西部開發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改革最先改革的是經濟體制，開放最先打開的門窗在南方。30多年的經濟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這個過程中不僅僅有經驗，也有許多可以避免的教訓。對西部地區進行結對幫扶的發達省市，更應實事求是地總結自己發展中的教訓，避免在西部開發中重蹈覆轍。尤其西部地區既是我國礦石、石油、天然氣和水資源儲量豐富的地區，少數民族居住比較集中，也是我國主要河流的源頭所在地，注重環保，維護生態平衡十分重要。近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發，水土流失嚴重，地震、泥石流、地層塌陷、沙塵暴等災害性天氣，都是來自大自然的報復，我們必須由中央財政繼續給予更多的投資、不遺余力地繼續推進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工程，不斷改善生態環境。
　　追求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是單純為了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不是為了發展社會而發展社會，而是為了使人民生活的各種需求得到滿足，使人民幸福。而人民的幸福建立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但并不停止在物質的滿足，還需要精神的滿足和與自然生態的和諧。因此政策制定和實施應堅持利為民所謀，把推進西部大開發與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緊密結合起來，使西部地區各族人民都能得到真正的實惠。西部地區的基礎建設還需要進一步加大力度，特別是在交通設施建設好之后的資源配置、合理分配運營方面還需要調整。比如從深圳或廣州到西部的一些省會以外城市，就沒有直達的飛機航班，廣州到烏魯木齊也沒有直達的火車，只有從鄭州或其他地方轉車。這般周折的航空和鐵路運輸線路設計，極不利于西部地區縮短與東部沿海地帶的空間距離，不利于西部地區“走出去、引進來”。這種交通資源的設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西部地區是不公平的，限制了西部地區民眾對公共交通資源的分享。
　　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經過對經濟和幸福關系的定量研究發現，當人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的關系就不大了，比如1000元人民幣對于一名普通市民或一名富豪來講價值是不同的。因此，我們不能單純追求GDP，還要兼顧社會和諧的指標。曾經受到世界推崇的美國發展模式難以持久，即使美國的人均GDP在過去的50年增長了3倍，但美國人卻未必更加幸福，因為伴隨著人均GDP增加的還有美國的暴力犯罪增加了3倍，不和鄰居交往的人數增加了4倍，1/4的人感到不幸福和輕度的抑郁，在世界上的幸福指數排名遠在100位之后。相反，喜馬拉雅山麓的不丹追求幸福指數，適度發展，給不丹人民帶來了富足、民主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環境，而且推動了不丹民主進程，首創了“國民幸福總值”(GNH)概念。受不丹幸福指數的啟發，美國的世界價值研究機構開始了“幸福指數”研究；英國則在創設“國民發展指數”(MDP)時把社會、環境成本和自然資本也考慮進去；日本也開始采用另一種更強調文化方面因素的“國民幸福總值”。
　　其實，GDP與GNH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作為制定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的一種重要參考因素，GDP是硬指標，幸福指數是軟指標，兩者在發展規劃和社會政策中各具獨特的地位與作用。切實關心人民的幸福指數，才能說明我們發展理論與發展實踐上升了一個層次，發展的內涵也更加豐富。正如不丹國王旺楚克提出的那樣:“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國家政策制定依據應考慮在實現現代化的同時，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態和國民的幸福。”果真如此，廣闊的西部地區人民就能在不遠的將來，體會到國家經濟發展帶來的幸福和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