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價格開始顯著上漲，農民開始不愿以政府收購價賣糧，各面粉加工廠都拿出顯著高于政府價的價格到處收糧。盡管中國的主要糧食作物是封閉運行，且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失控的風險應該不大，但政府感受的壓力絕對不輕松。
　　過去10年，中國滯后6個月的M1增速與當期CPI被發現具有高度的同步性。當M1增速突破20%以后，隨后都出現了物價指數的快速上漲，2004年如此，2008年同樣如此。但是當2009年末，M1增速接近40%之后，6個多月過去了，而CPI依然在3%弱勢徘徊。我們不知道，從2008年到現在不到3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什么實質性的重大變化，以至于使得這一精確的數據關系在尺度上大大地“縮水”了一號。
　　中國超發的貨幣到底有多少呢？
　　2003-2009年，中國央行資產從5萬億漲到24萬億，廣義貨幣從18萬億漲到67萬億 （超過美國的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的NO.1，而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1/3），中國銀行資產從23萬億漲到88萬億。而同期實體財富增長所能解釋的有多少呢——名義GDP只漲了1.83倍。
　　實際的物價通脹真的沒有來嗎？中國的通脹演進邏輯從來就是：貨幣超發－房價地價漲－物價漲。因為服務性價格的最大成本構成就是地價，好在很多服務性價格要么權重嚴重脫離實際的需求，要么干脆就進不了CPI，這或許是成就如此溫和CPI的唯一原因。通脹開始惡化的階段多是由糧食等生活資料大幅上漲而引發的。
　　很多人愿意把當前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看作是結構性因素，或天氣或災害，而有意抹殺掉其中與貨幣金融的聯系。實則大謬。
　　當超發的貨幣大量進入資本品領域，土地和地產近年來急劇漲起來了，城鎮的生活成本、商務成本就上去了，勞動者的實際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當達到一個不可能承受的地步時，當然要倒逼著推動工資上漲。這種東西是相對的，務工成本上漲意味著務農的機會成本也上漲，于是牽引著農產品必然趨勢性地上漲。反轉過來工業的利潤變得越來越薄，更多資金從實體出走，又會推動著資本品價格以更快速度上漲，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
　　而另一方面，當人類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階段，耕地面積縮小是必然趨勢，人類靠什么來養活不斷增加的人口，靠的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比如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化肥的使用，這就使得農業和化石能源建立了天然聯系。而今天石油和金融資本的密切相關性，使得當下農產品價格總是緊跟著油價而波動。
　　當下危機的最大悲劇在于紙幣價值的幻滅。當危機發生時，政策制定者往往傾向于借貨幣貶值為錯誤埋單。
　　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所釋放的貨幣和信用跑不到真實經濟里面去，那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在全球金融貨幣市場（尤其是債市和衍生金融市場）自我循環，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場，一部分以熱錢形式跑到了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市場（樓市和股市）。所以我們看到全球經濟出現了相當怪異的現象——真實經濟總體萎靡不振，但石油價格再次攀升到每桶80美元；銅價漲到每噸7000美元，接近危機前的峰值水平。以傳統CPI衡量的全球通脹水平處于很低水平，好些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市場卻劇烈飆升（譬如中國樓市），通脹預期急劇惡化（譬如當下的印度）。
　　鑒于全球糧食價格已呈現奔騰之勢，明年上半年對于中國央行來講，又是神經緊張而又左右為難的時期。經濟刺激效應的自然消失，經濟將可能在明年一季度回落到8%以下，而CPI卻有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攀上5%（如果沒有人為干預的話）。
　　所以我們看到，已經有了預防針式的政策建議聲音發出了，中國需要容忍更低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需要容忍更高的通貨膨脹。
　　經濟學家不可能代替政府決策，我們能做的只能是猜想——決策者最可能的行事的邏輯。未來一兩年內，中國主動收緊貨幣的概率依然很低，如果外部環境沒有大的變化的話，我想延續8年的中國“寬貨幣”格局將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