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于我國在全球經濟發展和溫室氣體排放格局中的地位不斷凸顯，國際上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意愿、行動與績效都很關注。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就此接受了本報采訪。他表示，中國加速經濟低碳轉型既是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也是自身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中國加速經濟低碳轉型的決心不容懷疑。
問：我國當前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潘家華：我國經濟的低碳轉型不是轉不轉的問題，而是如何加速的問題。
戰略上，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不僅僅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能源安全的需要、環境和生態保護的需要。我國化石能源的資源稟賦特征是缺油少氣富煤炭。目前我國石油進口量已經超過石油消費總量的一半，而我國汽車擁有率約為每千人50輛，不足美國的1/15，歐盟日本的1/10。我國石油探明儲量只夠滿足11.3年的需要，離全球石油貯采速率42年有很大的差距。我國天然氣的貯采比石油高了3倍，但也只有32.3，只有全球60.4的一半。我國煤炭儲藏量相對豐富，但貯采比按目前速率只有41年，只有全球貯采比122年的1/3。當然，貯采比是一個動態的數字，探明儲量會有所增加，但地球的有限特性，表明探明儲量不會無限增加。我國13億人口，龐大的經濟規模，巨大的能源需求，不可能完全依賴世界市場。況且煤炭開采，破壞了地下水系，引發地質災害，事故頻發，生命代價巨大。煤炭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重金屬汞、粉塵和固體廢棄物，帶來巨大環境代價。能源安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客觀上要求我們迅速而大規模轉型，即使沒有氣候變化，低碳、零碳發展也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問：怎樣實現我國經濟的低碳轉型？
潘家華：我國的低碳轉型只能通過發展來實現，而不是回到傳統的農業社會來實現零碳。在當前經濟技術條件下，化石能源的市場競爭優勢顯然優于其他能源品種，對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立即放棄化石能源轉而采用成本相對高昂的可再生資源，我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必將嚴重滯后、拉長，人們的生活水平難以迅速達到與發達國家可比的質量水平。同時，可再生資源的價格補貼經費也源于化石能源稅。因此立即實現零碳經濟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我們必須在堅持發展的基礎上，以高碳促低碳，加快低碳轉型。但高碳必須有一個上限，低碳必須有一個目標。
問：我國的低碳轉型的現狀如何？
潘家華：我國已經做出巨大努力加速低碳轉型，并取得顯著成效，但轉型仍需一個長期過程。
我國向國際社會宣布的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降低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費總量的15%，以及森林碳匯目標，是我國低碳增長轉型的行動目標。同時我國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規劃，會納入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并分解到各省和主要行業部門，作為約束性指標加以落實。目前低碳城市、低碳社區、低碳企業、低碳消費已成為全社會的行動，風能、太陽能利用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發達國家。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已經出現從規模擴張到品質提升的轉型，制造業比重將不斷下降，服務業比重會持續上升，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對能源需求的增長也必將大幅下降。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溫室氣體排放會有所增加，但不可能以10%的速度增加。
我國的低碳轉型需要國際社會協同努力。中國的產品服務于世界，中國的低碳轉型，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技術合作要比資金更為重要，技術可以指明減排的潛力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在低碳消費方面的率先垂范，如果發達國家人均低碳排放能夠保障高品質生活，發展中國家必然效仿，可能做得更好。
問：我國應如何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
潘家華：我國參與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應關注以下幾點：
一是利用各種機會，積極正面宣傳我國節能減排的努力與績效，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消除發達國家普通民眾對我國的誤解。我們不僅要把握話語權，還要引領話語權。
二是對可再生資源利用，需要從兩個方面考慮：既與國際社會合作協力，減小風險，加快步伐；又要積極穩妥，大力研發，但不宜大規模補貼開發利用。
三是對核電原料、安全和環境問題進行進一步評估，減小風險。
四是要堅定不移地節能減碳，從可持續戰略高度，全面打造和提升碳競爭力。
五是對于國際氣候協定需要積極參與，但不宜有過高預期，應謹慎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