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弊端凸顯，難以為繼

　　“十二五”是經濟發展模式的重要拐點。首先，就業難將成為頭號社會問題，壓力巨大。“十二五”期間，我國面臨轉軌就業、大學生、轉業軍人、經濟結構摩擦性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等相互交織的“多碰頭”局面，尤其是作為失意的精英群體的大學生，處理不好，會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其次，創新受阻，產業價值鏈低端自鎖。長期以來，對國外先進技術簡單的引進、消化、逐級跟進，合資合作、用市場換技術、用資源換技術的模式導致我國自主創新缺失，產業創新缺乏技術支撐，競爭力嚴重不足。在全球分工中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只賺取微薄利潤，而研發設計、核心技術、銷售渠道、品牌運作等上下游高附加值價值鏈環節則被牢牢掌握在海外跨國公司手中。再其次，資源能源瓶頸嚴重，環境承載力不足。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高投人、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之路，能源、資源瓶頸制約已日益突出，傳統的粗放型增長模式的弊端日顯。因此，如何選擇經濟發展模式，突圍當前就業、產業創新、資源環境瓶頸，成為一大挑戰。

　　二、生產力濃縮與轉移任務艱巨，城市化質量需要保障

　　城市化進程問題日多，首先是城市化片面推進，重此輕彼導致城市發展質量缺乏內涵，國民心理塑造缺乏創新，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沖突加劇，城市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政府管理層級與行政區劃不適應城市化。其次，城市化過程中大城市的集聚效應未充分發揮。城市規模分布體現為“過少的人，過多的城市”。再其次，城市化依然在城市與農村分割的二元結構上惡性循環，農村地區外延式擴張正成為城市化死結。“十二五”是中國城市化馬鞍區的快速爬升區（城市化率在３０％—７０％期間是加速時期），城市化增長率每年要保持在１％—２％之間，這樣每年會有１０００多萬的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現有的城市管理和基礎設施建設都遠遠不能適應人口的快速增長，如何立足城市，統籌城鄉，保質保量推進城市化成為“十二五”時期面臨的又一挑戰。

　　三、人口集中，土地集約，產業集聚不同步，區域發展不協調

　　在生產要素的濃縮轉移過程中，最需要引起足夠重視的是人口的轉移、土地集約、產業集聚。人口轉移方面，日本在經濟起飛過程中，農業人口下降了６５％；美國在經濟起飛過程中，農業人口下降了７２％；而我國上世紀８０年代至今農業人口比重僅下降２０％，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壓力巨大。區域工業化、信息化與城市化，尤其是與轉移農民的速度之間是否相互協調成為問題的關鍵。土地集約方面，廣大農村地區自然村鎮的無序擴張成為了占用耕地的最大因素，空心村現象嚴重，土地浪費嚴重，土地整合、集約利用成為重要問題。產業定位方面，大多數區域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中搞小而全、大而全，使得我國形成的產業布局雷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雷同，極大地抑制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區域功能的發揮。在主體功能區等區域規劃的基礎上，立足生產力的濃縮，結合功能定位，考慮人口因素，土地利用和產業發展，合理規劃，協調發展，東部引領，中西部全面跟進，成為“十二五”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挑戰。

　　四、產業技術空心化、經濟發展缺乏支撐

　　多年來側重于以廉價勞動力、資源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直接參與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大多數企業沒有核心技術，基本上只是負責一個工序的包裝和組裝車間，大約９０％的產業價值都產生在中國之外，國內產業日趨邊緣化、外圍化。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投人為代價集聚的龐大的生產能力與極低的收益率的反差，盡顯“進步的貧困”中的無奈。此外，位于產業價值鏈低端、以加工為主的發展模式很容易受到美國緩慢或者激烈的成本轉嫁。當前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位于低端跟隨狀態，產業技術空心化，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缺失，主要依靠體力附加、資源附加，難以形成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的強有力支撐。如何改變產業現狀，尋求科技創新，實現新技術產業井噴成為“十二五”全面發展的挑戰性問題。

　　五、當前教育體系弊端重重，改革勢在必行

　　教育作為一個大系統，應具有結構和功能上的整體性。但是無論是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內部，還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還是教育與產業之間、教育與社會發展之間、教育與創業就業之間，溝通銜接并不順暢，彼此間形成孤立的系統。首先，整個教育體系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反應遲鈍，強烈滯后，產業發展與教育之間缺乏良性互動機制。其次，教育與創新、創業、就業脫節，大學生、研究生一畢業就失業，一畢業就待業，折射出書本知識與現實能力的不匹配，創業教育滯后使得畢業生創業精神、自主創業意識、創新與創業能力較為薄弱。再其次，教育未能有效促進社會融合，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技能培訓功能缺失，致使許多邊緣化人群面臨“升學無望、就業無門、致富無術”的尷尬境地，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此外，教育體系內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相脫節，職業教育內部中等與高等職業教育溝通銜接不暢，種種問題使得“十二五”期間面臨改革教育制度、創新教育模式的巨大挑戰。

　　六、“鴻溝”出現，現代化成果難以普惠

　　“十二五”期間是中國人均ＧＤＰ從３０００美元向６０００美元過渡的時期，也是經濟社會所處的快速分化期，進入了“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倫理需要調控重建”的關鍵時期。各地區發展不平衡，面臨著利益的大調整，產生了一系列利益的激蕩和社會機會的不公平分配。數據顯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已從１９９２年２．６∶１提高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３６∶１。若考慮到政府對城鎮居民的財政補貼，這一比例會高達６∶１。中國最低與最高收入的差距已超過俄羅斯，基尼系數早在１６年前的１９９４年就超過了國際公認的０．４的警戒線，達到了０．４３４，２００８年更是達到了歷史高點的０．６５，高于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中西部與東部之間區域不平衡的鴻溝也在擴大。收入分配差距的拉開，直接形成了“文化鴻溝”、“教育鴻溝”、“數字鴻溝”、“就業機會鴻溝”等等，關注民生，使現代化成果普照全體人民成為“十二五”期間的又一重大挑戰。

　　七、服務職責發揮不足，政府職能有待繼續轉變

　　長期以來，公務員、教師、工人、農民等不同群體享有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這種按照職業劃分的社會保障，產生利益不均等，導致人群分裂，階層固化，容易產生階層性矛盾。例如，醫療方面“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日劇，教育方面“升學難、就業難”反映了服務型政府職能的“缺位”。“十二五”期間避免陷入挫折與斷裂充斥的現代化陷阱，轉變政府職能，構建社會公共服務體系成為關鍵所在，也是“十二五”期間的又一挑戰。

　　八、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聯動失衡，合作與互動缺乏

　　管理不暢、溝通欠佳、信息不對稱、機制不健全日益超過科學發現、技術發明、產業創新等原發性因素，成為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產業升級、政治文明的主要矛盾。如何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架構之間的互動，創新商業模式，建立“管、產、學、研、創、金”的多元合作機制，實現技術資本、人力資本、金融資本、創業資本、社會資本的耦合，形成社會復合資本，成為“十二五”期間的挑戰之一。

　　九、海外投資不足，資源整合利用乏力

　　雖然我國的海外投資事業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較大發展，但是從整體上看，我國目前的海外投資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這與我國經濟大國的地位和發展速度極不相稱，與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也不相適應。我國作為ＦＤＩ（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最大的接受國，手持大量外匯儲備，海外直接投資卻微乎其微。資料顯示，引進外商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世界平均水平為１∶１．１，發達國家平均為１∶１．４，發展中國家為１∶０．１３，而中國則為１∶０．０２。由此看出，我國引進外商投資與海外直接投資嚴重失衡，在未來五年，要樹立大國形象，必須深入推進走出去戰略。提升國際化程度，建設海外中國成為“十二五”的重大挑戰之一。

　　十、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矛盾凸現，可持續發展難以推進

　　我國經濟規模快速增長的背后是落后的生產方式，這種嚴重缺乏科技支撐，無視資源、環境的落后生產方式使我國付出了巨大的資源、生態代價，致使境內諸多人地系統脆弱區出現生態經濟結構的失衡，表現為生態貧困、經濟貧困、知識貧困的嚴重交織重疊，生態破壞態勢持續擴張，局部區域先后淪為生態災難區，甚至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這不僅會使我國失去區域可持續發展的現實基礎，也對全國的生態安全構成嚴重的威脅。同時，世界制造業正在大踏步地向中國轉移。隨著我國制造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中國制造對資源的掠奪及對環境的破壞，都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構成較大的威脅，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國內生態難以承載，國際氣候變化成為交鋒目標，共同呼喚綠色生產。“十二五”期間如何從復雜系統、可持續、協調、共生角度通盤考慮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問題成為又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