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規模拆遷，開始于2000年之后。在此之前，拆遷的范圍還比較小。以昌平為例，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拆遷，主要是為了建設天通苑和回龍觀兩大居住區。
　　這幾年，隨著房價的飛漲，拆遷戶更多地關注自己以后的生活。一位政府工作人員指出，根據以前的工作經驗，在拆遷戶、開發商和政府之間存在一種很奇怪的矛盾關系，拆遷戶認為自己讓出了土地，以后的生活必須得到保障；政府認為自己給的標準已經夠高了，為什么拆遷戶總是不滿意；開發商則認為，自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的，為什么矛頭總是對著他們。
　　“拆遷戶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現在村民對拆遷的認識和以前不同了，現在是大家全都關注以后的生活怎么辦，只要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老百姓其實是很講道理的，所謂的釘子戶還是少數。
　　對于大肆實施的違建、搶建、亂裝修行為，他表現出了極大的擔憂。“現在哪里有開發、拆遷信息，搶建必然滲透到哪里，有些地方的搶建違章建筑幾乎形成了一種風氣”。
　　目前搶建之風主要表現在，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搶建勢頭異常迅猛。有人在原有平房的基礎上加高建二層、三層的情況有之，施工人員通宵輪班突擊作業，一夜搶建完成一棟建筑也非稀有之事。搶建參與者有一般群眾，有村干部，有本村、本地人，也有外地人、租賃戶。有些是自己在宅基地、租賃土地、違法占用的集體土地上新建或擴建；有些是外人幫助建設，與自己共享收益；有些是在平房基礎上直接加高；還有些是超規模裝修、內飾、外飾等，建設方式可謂多樣。目前，制止搶建監管和執法難度較大，有的群眾明目張膽，面對執法部門的停建通知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在強制拆遷時糾集親屬鄉鄰暴力抗法。
　　大肆實施的違建、搶建、亂裝修行為首先對土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一些群眾在規劃區內，甚至耕地上公然建房，任意建設，不僅造成村內布局混亂，更為嚴峻的是造成了可耕地的流失。而因建房引發的社會矛盾糾紛，已呈明顯上升趨勢。鄰里間因采光、排水、出行、安全隱患等方面導致的糾紛不斷。建造房屋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拆除違章建筑給房主和國家都將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政府城市管理成本必將大幅增加。更主要的是，部分地區已近無序和失控狀態，有的在下達停建通知后拒不執行，依然我行我素，嚴重違反相關土地和規劃管理法律法規，挑戰政府執法權威。
　　拆遷村出現的諸多情況是各種原因造成的，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兩個因素：
　　一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拆遷過程中，往往是據實評估、據實補償，對違建部分沒有明確說法，造成事實上違建得利、守法吃虧。從某種程度上誘導了百姓的違建，形成了不良風氣，而且開發商或政府在與拆遷戶進行協商過程中，補償標準可以提高，補償范圍可以擴張，無理要求也可以考慮，這其中就包括了對部分搶建、擴建的地上附著物進行補償，對部分“釘子戶”做出讓步，而這種妥協，則成為了政府在拆遷過程中的軟肋，因有利可圖，且
　　違建與否的利益懸殊過大，客觀上縱容了違建者的不法行為，長此以往，拆遷戶為套取更多征地拆遷補償款，亂建、亂搭、亂裝修等攀比之風日漸興盛。曾經是“要想富，先修路”，現在是“要想富，先蓋房”，有房子就有一切。無論是否違章，只要占地拆遷、舊村改造，一下子就能翻倍變現；即便暫時不拆不占，每月出租的房屋租金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如此現實的經濟利益的存在，也激發了違章建設。
　　二是，具體補償標準在拆遷工作進程中不統一，往往是先簽補償協議者少得，后簽者多得，這為工作人員暗箱操作留下了空間，“老實人吃虧”這個觀念在拆遷戶中有很大的市場，同時，拆遷補償標準政策滯后，現行標準為2004年制定，與現在房價相差懸殊。2005年開始，北京的房價開始飛漲，以昌平區為例，2004年昌平城區的房價是每平方米四五千元，而現在新開盤的房子均價已經達到了每平方米15000多元，如果還是按照以前的標準進行拆遷補償，絕對沒有人會接受，因此，回遷安置與補償標準需進一步平衡。在上述種種原因下，大家抱著法不責眾的心理，能拖就拖，多拿一分錢是一分錢。
　　強拆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與民爭利，不讓老實人吃虧，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