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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擬通過調控和平衡拆遷安置補償水平，控制拆遷成本。市住建委將針對拆遷成本過快上升，制定合理、可操作措施。據了解，今年北京的拆遷量很大，包括城鄉接合部改造、CBD東擴、金融街西擴、麗澤商務區、南城拆遷等多個地區的拆遷。（8月17日《新京報》）
控制拆遷成本，這是市場經濟的常識。誠如中國房地產理人聯盟秘書長陳云峰所表示的，拆遷成本是土地成本的一部分，加上土地入市土地出讓金，一級開發單位資金的成本，這些成本加在一起，它的上漲速度和由此產生的成本提高，對房價來說是一個巨大推力。政府如果想控制房價，勢必要控制土地成本，控制土地成本則需控制拆遷成本。其核心觀點是，用“地價與房價關系學”來佐證需要控制拆遷成本。雖然有“替開發商說話”之嫌，但也不無道理，至少從純粹的經濟學角度看，能站得住腳。
現如今，地價與房價，演變成“雞與蛋”游戲。是先有高地價，后有高房價；還是先有高房價，后有高地價？專家的一般觀點是，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房價上漲導致了地價的提高；從供給角度來看，地價上漲是導致房價上漲的一個因素。因此，籠統地說房價高決定了地價高，或地價高決定了房價高，都是片面的。如果能夠明顯降低開發的土地成本，抑或，房價就會“水落價低”。現在的問題是，拆遷成本只是土地成本的一部分，占的比例并不大，若土地出讓金等其它土地成本居高不下，甚至“被抬高”，土地成本的總盤子并未減小。
控制拆遷成本決不是解決高房價的“金鑰匙”。2008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某房地產公司老總穆麒茹在政協分組會議上稱：釘子戶為了個人的利益，損害了包括開發商在內的多數人的利益。這也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于是，“釘子戶抬高了房價”成為當年的流行語。釘子戶淪為高房價的“替罪羊”。試圖用控制拆遷成本來打開高房價的“死結”，與“釘子戶抬高房價理論”一脈相承，只是增添些許經濟學常識罷了。
控制拆遷成本不能“有愧于百姓”。“有些拆遷工作是有愧于百姓的！”在14日召開的“草海北片區保護治理和開發建設現場調研會”上，昆明市委副書記、市長張祖林表情凝重。拆遷成本，一頭連著拆遷戶的切身利益，一頭連著政府利益。在這樣的利益博弈中，弱勢的拆遷戶有多少話語權？政府是要考慮拆遷成本，更要考慮社會公平正義，亦要考慮民生成本。控制拆遷成本必須做到“無愧于百姓”，無損于社會公平正義，并且讓公平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因此，調控和平衡拆遷安置補償標準務必“問計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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