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畸形已經成了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重要根源，不改變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畸形，就難以建立科學的、有利于社會健康和諧發展的分配結構。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壟斷企業的畸形分配格局，就必須從基本的經濟理論出發，廓清正誤。

　　壟斷行業收入分配的畸形在于深層次的理論的誤區。誤區之一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各個行業、各個企業首先應當參與利潤的平均化，然后才是企業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分配。然而，當代中國的壟斷企業則以阻擋其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進入的方式拒絕參與利潤的平均化。
　　在馬克思經濟學里，成熟的市場經濟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什么是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呢？即無論是投資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重工業，還是投資于資本有機構成低的輕工業，無論投資于工業、農業、還是商業、銀行業的資本，都應當按照社會的平均水平獲得平均利潤。如果那個行業的資本不能獲得平均利潤，投資者就會減少或者不在這個行業投資，社會的經濟結構就會失去平衡，經濟規律的強制作用使得各個行業必須獲得平均利潤。以保持經濟結構的合理和平衡，平均利潤規律是市場經濟成熟的標志。那么，是什么樣的機制保證了平均利潤的形成呢？是公平競爭和投資自由，是資本可以在各個行業之間自由轉移，自由進出，或者說資本的自由進出是平均利潤形成的基本前提。這就是說，如果沒有平等進入，就難以形成平均利潤，就是變了形的市場經濟，就必然會形成壟斷。
　　在馬克思經濟學里，壟斷被定義為獨占。壟斷者憑壟斷高價(出售自己的商品時)，壟斷低價(面對產業鏈上其它環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時)獲得壟斷利潤。壟斷利潤中的一部分來源于其它行業所創造的價值。壟斷阻礙了競爭，喪失了效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都有反壟斷法，都對壟斷作了嚴格的限制。
　　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國的壟斷行業不同于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壟斷行業，壟斷企業。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是靠市場力量自發形成的壟斷，是所謂的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結果。其背后沒有行政力量的支持。我國的壟斷行業都有行政背景，一些行業進入標準的全國性文件都是由壟斷企業、壟斷行業起草的，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以國家政策的方式保護自己行業的利益，把部門利益法制化。于是我們看到了非常尷尬的現象，中央政府兩次出臺了民間資本可以平等進入的兩個“36”條，但都收效甚微。這些壟斷行業不僅千方百計地不讓其它社會資本進入，就連招工有的也只招他們的子弟。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甚至世襲的、阻礙社會收入分配科學和公平的獨特的利益群體。

　　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必須搞清的第二個理論問題是誰是企業真正的所有者，企業所得在各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的分配誰說了算，企業所得在各個生產要素之間應當如何分配。基本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企業是誰的，誰就在生產和分配中處于主導地位，在我國、壟斷行業和壟斷企業是國有的，是全民所有的，例如國家電網、中國電信、中石化、中石油、中國郵政等，不僅實物資本歸國家所有，而且無形資產也歸國家所有。按照土地得到地租、資本得到利潤，勞動得到工資的基本原則，國有壟斷企業所得紅利應當悉數上繳國家，國家可以再投資，也可以用于全國人民基本福利。在這里，是不存在歸企業所有的，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客體，是所有的對象物。說歸企業所有邏輯上是不通的。
　　進而，壟斷企業所得收益如何在各生產要素之間分割，即土地、資本、勞動各占多大比例，同樣應當是企業所有者的意見處于主導地位，而不是企業領導和企業員工說了算，企業是全國人民的，不是企業領導和在企業工作的員工的。員工也是所有者，但只是員工作為全國人民一分子的時候，這個判斷才是正確的。即使退一萬步，員工所得也只能是企業所有者或代表所有者的政府有關部門和員工協商。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參照全國各行業職工的平均收入水平，給出一個相關的參照和執行標準。現在，政府有關部門只是規定了國有企業領導者的工資不能離譜地高于本企業職工的工資，這雖然是正確的，然而卻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壟斷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福利，也不能離譜地高于其它行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水平。目前的實際情況是一些壟斷企業的獎金、福利離譜的高(經濟學意義上的工資應當包括獎金福利)，已經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
　　此外，政府有關部門對國有企業領導進行考核時，一般要征求企業職工的意見，一些國有壟斷企業的領導為了換取職工的好評，往往慷國家利益之慨，拿國家和全民的利益給企業員工發福利，也是一些壟斷企業獎金福利高得離譜的重要原因。

　　國有壟斷企業在分配問題上的第三個理論誤區是把國有企業的領導人比對于國際上同類行業的企業家或職業經理人，從而獲得天價的年薪。這是一個深深的誤解。實際上我們的大型國有企業的領導者本質上是一級行政干部，是有行政級別的，是可以按級別換到相關政府部門工作的，而且這種互換是經常的：燕山石化的領導到北京市當了副市長，長春一汽的領導到吉林省當了副省長。他們都是黨的干部，歸黨的有關部門和政府有關部門管，是黨把干部派到政府部門還是企業去工作的問題。他們的工資應當是行政領導干部的工資標準，而不應當比同于國際上同類企業家的天價年薪。
　　事實上，國有企業的領導者和國際上同類企業的企業家承擔的責任是不一樣的。國際上同類企業家的業績來自于他們審時度勢的經營，而其審時度勢的能力則來自其以往的經營經歷和經營業績。他們的選拔機制也是按市場原則進行的，是時刻有潛在的經理來代替其位置的，使其不得不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經營，被“辭退”的處罰會使其聲譽受到巨大損害，甚至一蹶不振。而我們國有壟斷企業的經營業績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壟斷地位，是憑壟斷地位獲得的。盈利時他們可以說成是自己的業績，虧損時則找出種種理由讓國家注資、補償。對經營不善者，最多是調離領導崗位。國有壟斷企業的領導目前的收益與責任并不對稱。

　　目前國有壟斷企業畸變的分配格局引起了種種消極影響：第一，畸變的分配格局顛倒了基本的理論是非，引起了一系列認識上的混亂，甚至是將錯誤的誤以為是正確的，例如，國有壟斷企業領導人比同于國際上同類企業的企業家等，并以此要求天價年薪。第二，畸變的分配格局實際上是給國有企業的保護，并且造成經營不菲的“業績”。在保護的情況下雖然可以做得很大，但在國際上不一定有競爭力，因為它是靠壟斷地位和特殊的政策做大的。美國學者邁克爾·波特曾經和兩個日本學者對日本企業作過長達八年的研究，發現凡是在日本國內市場競爭得你死我活的企業在國際上都有競爭力，凡是在國內市場上有國家保護，雖然表面上做得很大，在國際上都沒有競爭力。第三，畸形的，難以動搖的壟斷雖然可以使壟斷企業獲得豐厚的紅利，但并不代表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益，相反，可能正是由于壟斷妨礙了競爭，妨礙了效益。第四，國有壟斷企業畸變的收入格局加劇了兩極分化，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目前，這種畸變的收入分配已經使其成為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為了調整分配結構，使整個社會更為和諧，使更為廣泛的人民群眾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從理論上弄清正誤的前提下，應當按照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基本原則，制定科學的分配政策，大力推進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改革。沒有中央政府的強有力的推進，壟斷行業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是難以推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