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穩定增長，但增幅相對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未來很長時間內，我國將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雙加速”時期，如何確保農民增收，進一步分享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成果，不僅關系到能否實現農業發展與農村穩定，而且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社會能否保持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對于解決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進而能否順利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農業現代化的目標至關重要。
　　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農村居民的收入也逐漸提高。但整體上看，與同期城鎮居民相比，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城鄉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此外，我國農村居民的收入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征：工資性收入明顯增加，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農業經營收入盡管仍為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份額已經逐年遞減。
　　耕地紅線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供給，旨在維持中國經常進行耕種的土地面積的最低限值。那么，耕地紅線是否已經成為農民增收過程中的實質瓶頸？本文將重點探討這個問題。

　　耕地紅線，是指經常進行耕種的土地面積的最低值。它是一個具有底線含義的數字。現行中國耕地紅線是１８億畝。那么，中國究竟為何要實行耕地紅線？可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即所謂的“無糧不穩”，人們擔心，作為一個超過１３億人口的大國，如果糧食不能實現基本自給自足，而只能從國際糧食市場上進口，則必然會導致糧食價格飆升。在我國，由于糧食以及其他農副產品是食品和工業原料的主要來源，也是消費者價格指數（ＣＰＩ）的主要構成部分，因此，若國際糧價上漲傳導至國內市場，勢必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危及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此外，更重要的是，即使糧價飆升，如果中國無法從國際市場獲得穩定的糧食供應，則會發生嚴重的饑荒，代價無法估量；二是保障國家的生態安全。農田屬于生態涵養的區域范疇，同森林生態系統、海洋生態系統等共同為城鎮區域提供各種生態服務，包括新鮮的空氣、潔凈的水、能量等。在耕地紅線保障下，以田圍城、以田包路，讓農村還原成綠色，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優化我國的生態系統，保障國家的生態安全。

　　耕地紅線旨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但是這種保障的代價或者成本是否能得到公平的分配？盡管國家對我國農村的基本方針是“多予少取”，這些年來我國政府也逐漸出臺農田水利、良種補貼、農具補貼等優惠政策，還取消了農業稅，但實際上，當前我國很多種糧大縣都是貧困縣，這就引發我們思考。類似計劃經濟模式下的政府補貼由于力度不夠，或機制不暢，無法從根本上促進農民增收，而耕地紅線卻進一步約束了農戶經營行為，制約了農民增收。
　　數據顯示，我國農業經營的土地面積基本保持穩定，１９７８年，我國農作物、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分別為 １．５億公頃、１．２１億公頃；２００８年，這組數字分別變為１．５６億公頃、１．０７億公頃，說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無論是農作物總播種面積，還是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都未發生明顯的變化。理論上講，在農業經營條件整體惡化的條件下，如果是在自由市場機制中，農戶基于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決策選擇應該是減少農業經營，從事非農產業，由此農業經營土地的面積也應該出現明顯下降。但在耕地紅線政策影響下，該農戶固定數量的土地只能用于農業用途，即使出租給別人，也只能用于農業經營，只是改變了農業用地的實際經營對象，并不會造成非農業用地數量增加，農民也不會因此而得到更高的收入。在土地用途不變的情況下，無論土地承包經營權屬如何變化，只能分享到農業經營的平均利潤。這就限制了農戶在農業用地和非農業用地之間的自由轉換選擇，故此時，政策影響下的農戶土地利用基本上沒有太多選擇的余地。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耕地紅線政策確實對農民增收客觀上形成了巨大阻力。

　　促進農民增收，是當前及未來我國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加速階段，促進７．１３億農村人口的全面發展，完成農業現代化，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工程。自２００４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連續７年圍繞“三農問題”論述、制定，促進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穩定已經并將繼續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改革開放３２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農村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凸顯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民種糧積極性漸趨下降；城市化過程中鄉村生態環境惡化；因土地、養老、教育等問題引發的糾紛及村民集體上訪事件越來越多，危及農村穩定，等等，這些問題當中，以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尤為關鍵。
　　在促進農民增收的過程中，政府和市場要有合理分工和功能界定，市場為主，政府調控為輔。農民增收，一是在于農戶自身的經營行為選擇，二是依靠政府的優惠政策引導和保障。單純口號性地呼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無濟于事，因為不要設想企業主和城鎮居民都是慈善家，城鎮和工業領域的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指令性的計劃很難奏效。但在農村、農業領域，市場化程度相對較低，你自己耕種的土地產權是否屬于你是一方面，能不能作為其他用途也不可能由你說了算，這樣農戶自身的經營行為決策選擇，就只能在有限或者基本沒有產權的條件下進行，選擇的結果顯然不可能實現最優，進而也就難以最大限度促進農民增收；多年來，政府的確從各個方面加大了支農、惠農的政策力度，種地不僅不要交錢，政府還給發錢，從免除農業稅到財政發放各種農業補貼，從農村養老保障試點到新農村合作醫療，等等，但效果都不甚理想。
　　逐漸放開耕地紅線，這是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促進農民增收，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中國多年的持續發展得益于“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如果在農民種糧積極性降低的情況下驟然放開耕地紅線，可能會嚴重危及國家糧食安全，但可選擇在北京、上海、江浙一帶的農村作為試點，實際上，這些地區的農村，尤其是都市近郊的農戶已經在自己的土地上建房，或賣給城鎮居民作為小產權房，或用于出租收取租金，或直接辦廠，農民增收狀況較為理想。取消農業與非農業用地的區別，則有可能從根本上促進這些地區的農民增收，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將是這些地區的農業經營土地面積下降，非農業用地增加，糧食、蔬菜價格大幅上升，在價格信號功能的引導下，試點地區的部分農戶會集中大片土地，從事農業規模化經營，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同時由于中西部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這些地區的農村仍以農業經營為主，在全國糧價上漲的情況下，種地積極性會進一步提高，真正實現增收。
　　逐漸取消耕地紅線政策，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可能緩解或消除國內市場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問題，人們一直擔心，如果房價驟降了，那么富人的巨額資本究竟會花在什么地方？我以為，至少應該包括投資糧食和蔬菜生產。一個異常簡單的邏輯常常被人忽略，種糧基本無利可圖的時候，糧食的供給就會減少，價格就會上漲，進而旨在利潤最大化的農戶又會選擇種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