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發展模式最終釀成金融危機，對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及其轉型帶來巨大影響。彌補自身發展缺陷，逐步通過改革和產業革命，引導支柱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成為新興經濟體未來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關鍵。

　　過往十年，新興經濟體取得的成就無疑是世界經濟的亮點。她們把握歷史機遇，通過挖掘資源稟賦，發揮比較優勢，形成了符合自身特點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分別依靠制造業、服務業、農業和資源出口，成為新興經濟體的領頭羊。金融危機后，新興經濟體發展的環境發生了變化。全球經濟發展模式、國際分工、治理結構等面臨調整和變革。新興經濟體能否隨著資本積累的提高以及要素稟賦結構的提升，逐步通過改革和產業革命，引導支柱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轉變，成為其未來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關鍵。

　　一是全球經濟發展模式面臨調整。美英新自由主義模式強調市場自由開放，推崇個人成功和短期經濟利益，政府對市場和企業只是間接干預。隨著社會信息化和網絡化的迅猛發展，新自由主義模式也隨之飛速擴張。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中，金融資本在全球快速流動，“熱錢”在放松管制的國家和地區間無節制地自由進出，“虛擬”資本投機泛濫，虛擬經濟過度超越實體經濟的發展最終釀成金融危機。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經濟面臨戰略調整和轉折。美國國會通過了力度超前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同時制定了以新能源為代表的產業發展計劃。這對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及其轉型帶來巨大影響。
　　二是全球國際分工面臨轉型。新興經濟體國家依靠勞動力優勢實現了出口拉動型的經濟增長。近幾十年來，以新興經濟體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出口低級產品，發達國家進口及消費這些產品，成為世界經濟的分工模式。后危機時代，這種國際分工面臨挑戰。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消費動力不足。危機前美國的消費曾占國民生產總值的７０％左右，危機后其家庭凈資產已從６３萬億美元跌到４０多萬億美元，調查表明民眾的消費意愿劇減。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出口拉動型增長帶來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俄羅斯借助能源、資源和軍工技術優勢，為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但由于資金不足，不能進行技術改進，生產能力和產品競爭力低下。印度把更多的資源投到服務業中，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不斷上升，成為拉動其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但其農業和工業薄弱，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是全球治理結構面臨改革。本次金融危機使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原有的主要由少數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已經嚴重不適應甚至是阻礙世界經濟發展，他們非但沒有承擔起在全球治理中的責任，相反卻利用其優勢地位加劇了世界經濟的失衡，并從世界經濟的中心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后危機時代，在解決世界經濟失衡、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國際反貧困、應對國際能源危機和氣候變化等一系列全球治理問題上，均離不開新興經濟體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全球治理結構的過程中，提高新興經濟體的地位和作用，能夠更好地把實力原則和公平原則統一起來，具有現實性。
　　四是全球面臨綠色能源的革命。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根據科學家的觀測，近百年來，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０．７４攝氏度。同時由于氣候變暖及環境破壞嚴重，災害天氣發生的頻率增加。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以發展低碳經濟為由，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碳排放和減排義務施加影響，設置更多的壁壘，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經濟發展空間。

　　第一，擴內需、調結構是新興經濟體發展模式轉型的共同課題。
　　每一次國際經濟結構的大調整，都會伴隨著一些國家和地區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相對地位的巨大變動。新興經濟體發展大都面臨結構性缺陷，俄羅斯以高油價為基礎的經濟增長、印度產業發展的不平衡等問題使后危機時代這些國家發展模式的轉型更為緊迫。為應對危機，新興經濟體普遍采取了擴大內需、促進就業的措施，取得了成效。長期來看，能否有效地擴大內需，不僅是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應對這場危機的著力點，也是未來發展模式轉型的關鍵。同時，新興經濟體國家也要調整過分依賴單一要素的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重視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均衡發展。
　　擴大國內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是對國內幾十年來形成的傳統模式的變革，具有必要性和復雜性。麥肯錫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消費占ＧＤＰ比重過低，并非來自中國固有的文化差異，而是增長模式、金融體制、社保等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共同導致的。調整結構是擴大內需的基礎，也是未來經濟能否保持可持續增長的前提。突出問題是調整國內消費偏低尤其是居民消費比例長期偏低的情況。后危機時代，我國應穩步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等，為擴大消費和結構調整提供空間。
　　第二，注重社會公平，實現經濟社會共享式發展。
　　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社會收入差距較大、社會不穩定等較多問題。目前，新興經濟體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一腿長一腿短”的問題。比如，巴西在上世紀９０年代的發展偏重于提高國民經濟體系的效率和效果，忽視了政府在維護社會公平中的責任，造成基尼系數不斷擴大，進而影響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目前，巴西政府已把公平目標納入發展目標的考核中。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條件，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只有注重社會發展，才能為經濟進一步增長提供有效的市場需求。
　　我國的經濟增長中，這個問題表現得較為突出。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社會結構也發生較大波動，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雖然ＧＤＰ的增長速度很高，但現有的增長模式并不能提供足夠多的工作機會。我們要促進經濟轉型，堅持就業優先的原則，把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緊密結合起來，邁向高增長、高就業的發展模式，邁向社會服務均等化的發展階段。
　　第三，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尋求戰略性新興產業。
　　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依賴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投入，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普遍偏低。這不僅帶來了較大的環境成本，還大幅削弱了產品的競爭力，其結果是，新興經濟體國家通過資源消耗型產品的出口，透支了國家的資源，獲得了微薄的利潤而支付了較高的成本，卻被享用這些產品的發達國家指責為破壞環境，造成了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新興經濟體國家轉型勢在必行。后危機時代的新興經濟體要大力發展以新能源、信息、生物等為代表的新興高技術產業，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目前，我國產能過剩現象嚴重，又面臨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及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新興戰略性產業的發展不但能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提速，更能促使我國經濟升級換代，從而向全球經濟制高點邁進。這是一次機遇，更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第四，加強金融監管，提高金融業競爭力。
　　金融危機爆發后，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承認在對待過度創新的金融產品上犯了錯誤。新興經濟體在此次危機中受到沖擊相對較小，與其金融機構穩健經營有較大關系。但也要認識到，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不高，市場規模較小，金融體制較為封閉，金融創新相對滯后。后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若要在全球治理變革、金融格局洗牌、低碳經濟革命中擁有發言權，金融市場的發展勢在必行。新興經濟體應汲取發達國家的教訓，更快更好地推進國內的金融改革。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發展迅速，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新興經濟市場也成為國際游資的主要戰場。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將不會再是“防火墻”，有效監管刻不容緩。新形勢下，要求監管層對金融風險的監測必須站在全球的角度，把監管放在國內外宏觀經濟變化、經濟結構調整的框架下進行，以提高風險控制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