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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有糧，心里不慌”——在中國這個歷史上因災害頻仍而被某些西歐學者稱作“饑荒國度”(Thelandoffamine)的國家，饑荒的陰影離開我們為時并不長久，糧食安全始終是中國人必須時刻面對的重大挑戰，這種挑戰遍及糧食生產、流通各個環節。而在生產環節，首要的挑戰又是趨利動機下的經濟作物擠占主糧生產、工商業和房地產發展蠶食耕地兩大問題。在開放經濟環境下，由于中國連續貿易順差近20年，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高額外匯儲備的負面作用也日益顯著，放松國內糧食生產、依靠進口糧食解決糧食供需缺口的誘惑力大大增強，18億畝耕地紅線屢次遭到這樣那樣學者抨擊就表明了這一點。但糧食攸關人民生存基本需求，而且其生產受氣候等影響巨大，波動強烈，不是普通商品，要求一個大國把自己的基本生存寄望于所謂“國際社會”(在現階段實際上就是西方強權、特別是美國的同義語)，甚至說出“假如人家制裁我們，那一定是我們犯了錯誤”這樣的話，只能表明持此論者媚外而且對國家民族毫無責任心。能否有效駕馭這種趨利動機，保障和鞏固我國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礎，中國決策者們面臨考驗。
我們對耕地遭受蠶食的壓力不可有半分低估，盡管各地為了騰出足夠用地指標而創造了跨地區耕地置換之類做法，即一地將耕地轉為非農用地之后，向異地提供補償整理、開發出新的耕地，從而維持全國賬面上的耕地總數不變，但在這種情況下轉為非農用地的耕地與新開發耕地生產能力存在差距，因為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工業化侵占的耕地以水土條件較好、生產能力較強的南方居多，置換出來的新耕地卻以水土條件和生產潛力較差的北方居多；城市化侵占的耕地也以平原沃土為主。
即使在沒有遭到蠶食侵占的耕地上，生產者放棄糧食作物而轉產經濟作物的沖動也很強烈。1978年至2008年間，中國糧食播種面積年均遞減0.4%。2003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一度下降到9941.04萬公頃，是建國以來首次少于1億公頃。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回顧新中國奠基者的睿智。改革開放前期，“以糧為綱”方針一度遭到廣泛圍攻，幾乎被說成是思想僵化、保守、落后的同義詞。其實，我們的開國領袖不是沒有看到經濟作物、副業能夠在一時間帶來更高的現金收入。1956年，河北省委向中央呈遞了一份河北省農業和副業產值中各項產物所占比例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河北省全部農業產值中糧食僅占28%強，糧食以外的農產品占71%強；毛澤東主席對此高度重視，專門下發批示《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1956年6月14日)，將這份材料發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其中估計其他各省即使經濟作物較少，農業總產值中非糧作物和副業所占比例至少也有50%，要求各地重視發展農村多種經營以增加農民收入。
但著眼于更長時間跨度上的經濟社會穩定和發展，在魚與熊掌兩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他選擇了實現主糧生產基本自給這個需要更長周期方能見效的目標。對“以糧為綱”方針的不公正非議浪潮不過是過眼云煙，事后看來，把中國與當時更注重發展經濟作物取得較高現金收入流量的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穩定與發展績效高下判然，糧食進口數十年來一直是這些國家國際收支危機的根源，甚至常常進一步惡化成為全面的貨幣金融危機、社會危機，收入分配的公正性也與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二戰之后實現了經濟起飛而躋身發達或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日本、臺灣省、韓國，他們共同的特點也是高度重視保障糧食生產，不以其當前賬面上的“低效益”而動搖。
好在我國2003年糧食播種面積的超低水平僅僅維持了1年，次年(2004年)就回升到10160.60萬公頃，2008年進一步回升到10679.26萬公頃。今天，在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沖擊下，我們又該如何保證比18億畝耕地更大的安全系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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