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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30 作者：張天蔚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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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媒體報道稱，已經數易其稿的《工資條例》草案已經完成，近日將上報國務院有關部門。作為對社會一次收入分配具有重要規范、指導作用的法規，《工資條例》的立法原則和價值取向，無疑值得高度關注。
據媒體報道披露，《工資條例》草案中，比較明確地作出“保低、限高”的原則規定，既對最低工資標準的制訂原則、報批程序做出了嚴格規定，并明確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中不得包括三險一金和加班費、高低溫補助等項目，以保證勞動者能夠把法律規定的“最低”勞動收入切實拿到手里。另一方面，則針對壟斷行業的工資收入做出了“限高”的規定，如要求壟斷企業定期公布工資平均水平、漲幅、增長金額等內容，以便進行宏觀調控和社會監督。
如此“保低、限高”的立法取向，原則上可以保證全社會工資收入水平的差距，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范圍之內，有助于遏制乃至逐步縮小貧富差距。而此前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至3倍，考慮到住房、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間。在工資收入之內，便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與建設和諧社會、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顯然相去甚遠。對此以立法的方式予以矯正，實屬必要。
當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工資制度，也必須遵從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因此，對于需要由法律保障的最低工資標準，和需要加以扼制的壟斷企業過高工資收入之間，則是需要由市場根據勞動力供需關系自發、自主調解的空間。據專家介紹，《工資條例》規定，職工工資增長應充分考慮當地CPI因素，但并未規定職工工資與當地CPI之間作硬性的掛鉤，工資調整仍然要通過工會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或協商的形式實現。而按照一般理解，作為維持貧困人口基本生活的“低保”標準，理當與當地CPI有比較嚴格的聯動關系，以保證接受“低保”的人群不致因物價上漲而無法維持基本生存。最低工資標準則應該按照一段時間內的物價波動、經濟發展，做出階段性的適當調整。而除此之外的工資調整，則理當根據勞動力供求關系，和企業具體發展情況，由勞動者與資方通過一定的合法渠道協商確定。
由此引出的問題是，《工資條例》不可能獨立完成規范全社會工資收入的任務，為了實現工資收入的合理分配，還需其他各種相關法律和制度的保障。譬如為了實現工資的集體談判，工會組織的角色和職能轉變，就變得十分重要和迫切。為此，全國總工會已經提出，從現在起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就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舉措。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及勞動者的權利訴求，確實已經發生巨大且深刻的變化，勞資關系已經到了重要的拐點，如果不能在法律和制度層面適時調整，則勞資糾紛的無序涌動，必然對經濟發展乃至社會秩序帶來巨大沖擊。近期各地圍繞工資爭議而發生的成規模的勞資糾紛，已經發出了明確的預警。
可喜的是，已經出臺的《勞動法》、《勞動合同法》及將要出臺的《工資條例》，已經為保障勞動者權益、調整勞資關系，構建出基本的法律保障體系。而全國總工會明確提出，要在未來的勞資關系中扮演全新的角色，也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中，相對可行的緩沖、協調勞資關系的探索。
勞資關系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最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一，也是決定中國未來前途的最關鍵的社會關系之一。多管齊下，保障工資收入的合理分配，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公平，是中國社會長治久安、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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