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新法案發出了信號，就是美國并不會限制“金融創新”，也不會限制美國金融機構的跨國金融投機和市場操縱——這正是美國金融監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內容，因為監管再怎么“嚴厲”，也不會去削弱本國金融機構的活力，不會束縛它們在全球的競爭能力。指望美國金融監管來解決全球金融體系風險的控制問題，是不現實的
    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種力量圍繞著“金融監管”展開的博弈，隨著美國參議院7月15日投票通過國會參眾兩院統一版的法案而畫了個休止符。媒體普遍評論這是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重要”，也是“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

    “控制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是重點

    這個法案把金融監管的重點放在了“控制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上。法案要求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這是為了適應“混業經營”不斷發展的現狀而成立的新機構，主席將由財政部長擔任，主要職責是發現和防范對于金融體系具有沖擊力的重大風險。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將是一個協調機構，各個專業的金融監管部門都參加，權限可以非常大。美國的這個動作，預計將對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體制產生重要影響。現在除英國設有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金融監管都不同程度存在多頭、分業監管的情況，這給一些跨行業經營的金融巨頭繞過監管，在監管的盲區過分冒險以獲取高額利潤提供了機會。統一監管機構的設立，即使不變動原來的專業監管機構體制，也可望增強“混業經營”現狀下金融監管的有效性。但是，起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告訴我們，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主要來自于金融超過實體經濟需求的過度膨脹，這是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的痼疾，所以設立綜合性監管機構只能減輕而無法根治系統性風險。
    為了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過度擴張給金融體系帶來的沖擊，美國新的金融監管法案限制銀行運用自有資金從事金融衍生品交易，并且要求銀行將風險較高的農產品掉期、能源掉期、金屬掉期等衍生品分離至附屬子公司經營，只能保留利率掉期和外匯掉期等傳統的金融掉期業務。所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都將交由第三方集中清算。新法案還限制銀行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投資不得超過其自有資本的3%，試圖以此切斷銀行與此類高風險金融機構之間的密切聯系，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核心即銀行體系的安全。應該說，這些措施有一定作用，但金融衍生品的固有風險以及風險在金融體系內的擴散，是無法通過簡單的自有資本限制而被隔離的。
    美聯儲還將對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進行監管，以確保高管們不會為了追求高薪酬而過度涉足高風險業務，從而在源頭上控制金融機構承擔高風險。這也是美國國會最終同意對高管限薪的主要原因，與歐洲從社會公平角度提出的高管限薪不一樣。歐洲雖然也提到金融機構高管薪酬鼓勵追求高風險的弊端，但更多地是從公平理念出發，與美國的限薪目的存在差異。實際上，美國的金融高管限薪可能無法真正實施，因為在經濟高漲周期，對金融風險常常是低估的，而經營績效所對應的薪酬往往又是被高估的。如果不從社會公平出發，限薪很難落實。綜上所言，美國新金融監管法案盡管在控制系統性風險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它對于防范金融危機爆發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還待在實踐中觀察。

    加強監管以“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利益”

    美國新金融監管法案的另一個特點，是加強了旨在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的監管。新法案對投資中介和投資咨詢機構都提出了更高的保護投資者利益的要求。對于資信評級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成立專門的辦公室，對評級行業進行研究，并成立一個政府的征信機構，職責是為發債者的發債評級指定評級機構。評級機構今后要對其評定的級別承擔法律責任，投資者對它們的重大失誤可以提起訴訟。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新法案要求在美聯儲之下成立一個獨立的消費者保護局，局長由總統提名、參院批準任命。其主要職責是對住房按揭貸款、借記卡和信用卡等消費者信貸業務進行監管，防止金融機構不負責任地貸款和收取不正當的高額服務費，比如對借記卡的收費被要求降低，對按揭貸款提前還款的罰息將被取消，銀行收取息差用來獎勵放貸者的“息差分紅”也將被禁止，違者將受懲處。新法案還要求啟動一個計劃，為無銀行賬戶的人提供開立賬戶的幫助，為那些需要獲得小額貸款的客戶提供幫助，以增強金融普惠程度。
    綜合起來看，美國這個金融監管的新法案吸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考慮了全球金融發展的趨勢和國內外壓力，也權衡了各方利益。但所有這些措施都無法真正解決美國金融壟斷集團的道德風險問題。美國國會和奧巴馬政府只是期望借這個法案的實施重振美國金融體系的信譽，保護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龍頭地位。引人關注的是，新法案對世界各國批評較多的對沖基金等大型金融投機者的跨國金融投機和市場操縱行為，并沒有提出有針對性的監管措施。

    指望美國金融監管解決全球金融體系風險控制問題，是不現實的

    美國的新法案也發出了信號，就是美國并不會限制“金融創新”，也不會限制美國金融機構的跨國金融投機和市場操縱——而這些，恰恰是歐盟和發展中國家在20國集團會議上討論加強金融監管時屢屢提出的對美國的批評。
    筆者認為，這正是美國金融監管所要刻意回避的內容，因為監管再怎么“嚴厲”，也不會去削弱本國金融機構的活力，不會束縛它們在全球的競爭能力。
    指望美國金融監管來解決全球金融體系風險的控制問題，是不現實的。這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實行國際合作監管。
    美國的金融監管新法案，對中國正在進行的金融體制改革也將產生影響，因為在全球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美國金融體系的變化對其他國家不僅有擴散性示范作用，而且會有監管的溢出效應，因此我們要密切觀察研究它的實際影響，并結合中國實際推動自身的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