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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1 作者：張俊偉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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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創造出世人矚目的“中國奇跡”。一個重要原因，是優良的道路、機場、港口、電力、通訊乃至自來水供應等硬件基礎設施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良好環境。
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托馬斯·弗里德曼把中國比喻為“世界城市”中一個整潔的街道：“沒有強制的交通法規，但所有的街道都鋪得整整齊齊，沒有坑坑洼洼，路燈也總是亮的”，以與“沒有人修理破損的路燈，道路坑坑洼洼，但警察卻忠于職守”的印度街道、“十分昏暗，除了幾條小巷外，外人不敢逗留”的阿拉伯街道相對應，從而形象地概括出了“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在討論應對“次貸危機”的出路時，甚至在美國也出現了向“中國經驗”學習的言論，要求政府大幅改善美國國內的基礎設施，以恢復美國經濟的活力。
但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隨著發展階段和外部條件的變化，傳統的、基礎設施先行的發展模式也開始面臨挑戰。
普遍的收費還貸制度，激發了各地修橋、建路的積極熱情，但在測算與確定收費標準和收費時限時采用的方法卻十分簡單。結果，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道路使用的增加，道路建設和運營方很快就收回了投資成本，本應受到嚴格監管的公共產品提供者，借助于政府授權經營的庇護，演變成了利潤豐厚的、具有“官商”背景的壟斷經營者。而對普通消費者而言，過橋費、過路費甚至超過汽油費，成為自駕出行的沉重負擔。高昂的過路費、過橋費已成為制約物流業、旅游產發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在東部和中部的廣大地區，高速公路已經通達各個縣城。隨著骨干交通網絡的框架搭建完畢，僵化的道路收費制度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制約作用開始逐步顯露出來。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快速擴張也帶來了巨額級差地租。各地城市依托土地整理中心這個資本運作平臺，低價征用屬于集體財產的農業用地，然后以“招、拍、掛”方式出讓用于商業和住宅開發，從而將這些土地數十年的級差地租一次性全部收入囊中。反過來，無償劃撥土地用于公共用途的制度和上述土地出讓收入，則為城市高標準的辦公、招待設施，為宏大的體育館、圖書館、博物館、會展館等標志性建筑提供了財力支撐。這樣就形成了城市面貌迅速提升和房價顯著超出居民購買力并存的現象。用土地出讓收入補償公用設施建設的做法，是對城市購房者進行的變相征稅。不斷攀升的房價已成為一個普遍而嚴重的社會話題，它考驗人們的神經，在刺激高收入群體進行房地產投機的同時，也抑制著普通購房者的正常購房需求，降低公眾的安全感，增加社會緊張。
加快城市化發展步伐，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戰略性舉措。其本意是順應工業化發展的客觀規律，加快非農人口在城市定居、生活并融入到城市生活，以推動產業集聚，提高生產效率。但各地政府已經在“城市經營”中嘗到了“甜頭”，并形成了依靠“土地財政”加快改變城市形象的思維定勢。如果延續既有的發展思路，把城市化的重點放在修馬路、建廣場、建標志性工程上，就必然會更加依賴土地財政，更加依賴政府公共投資，使脫離居民購買力的房價更加堅挺，進一步加劇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局面。不僅如此，在基礎設施適當超前發展之后，由于受政府決策、首長意志的影響，基礎設施、公用設施建設很容易“貪大求洋”，嚴重超出社會實際需求，最終演變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埋下隱患。
因此，要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轉變工作思路，從居民家庭，從企業經營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從由政府做主、讓領導滿意轉為由人民做主、讓人民滿意，真正貫徹“以人為本”，使發展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
如果政府敢于擔當，用好用活土地出讓收入，重點解決夾心層、低收入群體和外來人口的住房需求，完全可以在加快推進城市化的同時顯著改善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居民幸福感，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同樣，政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強勢地位，國有資本主導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的現狀，決定了政府可以發揮政治優勢，加快推進相關制度變革。
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政府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國奇跡”的取得，是與各級政府積極有為、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分不開的。同樣，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也離不開政府的積極作為。加快轉換經濟發展方式，客觀上要求政府改善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管理。因此，“中國模式”也要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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