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關鍵問題

　　第一個問題：全球過剩產能如何消化？發達國家希望新興市場減少生產、擴大消費，其潛臺詞是，發達國家不需要去產能化，但新興市場需要壓縮產能。對中國而言，需要避免的是以新增的需求支撐發達國家的過剩產能，但自身的過剩產能卻無法消化。
　　第二個問題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相對價格如何調整？美元是強還是弱，更多地取決于美元在一個時期的戰略。考慮未來一個時期美國的戰略需要，美元可能在未來兩三年保持相對強勢，然后走向貶值的道路。美國有巨大的國債融資需求，美元保持高估會增強對全球資金的吸引力。但籌資壓力減輕后，美國需要美元貶值以恢復其經濟的競爭力。80年代初期美元的持續高估和80年代中期開始的貶值，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三個問題是，主權債務高企是否會引起世界經濟二次衰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快了政府去杠桿化的進程。加上消費者持續的去杠桿化，總需求不足將在很長時間制約世界經濟。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已經沒有什么空間，二次衰退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二次衰退可能沒有第一次那么猛烈，但時間無疑會更長。如果二次衰退真的到來，無疑將為我國外儲投資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第四個問題是，美國到底走向通縮還是通脹？美國作為一個凈債務大國，其利益就會受到實質性損害，通脹對美國更為有利。美國現在的貨幣投放，類似于從 “梯田”的頂端放水，首先被淹的是地勢低洼的地方。這些地方就是資金投資回報率比較高的國家和地區，比如利率較高、本幣有升值可能、資產有升值可能的國家和地區。因此，如果美元持續放水，通脹和資產泡沫將先從“地勢低洼”的國家開始，然后逐漸影響到貨幣中心國家。

　　應對之道

　　中國要努力避免成為美國調整的成本承擔者，在三個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第一，能否順利實現經濟轉型，擺脫對外需的依賴？第二，能否避免成為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受害者？第三，能否避免外匯資產的重大損失？為此，應該因勢利導，通過綜合應對措施促進外部和內部的共同平衡。
　　第一，調整收入分配，促進經濟轉型。隨著劉易斯拐點的臨近，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已經是順理成章。應通過保障低收入群體的合法權益，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社會保障等方式促進這一過程自然實現。而收入分配的調整，無疑將為內需擴大和經濟轉型提供動力和支撐，夯實長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基礎　。
　　第二，限制投機資本增值空間，防范形成資產泡沫。“廣場協議”后日本大量產業資本涌入金融領域催生資產泡沫的教訓也必須牢記。如果我國的產業資本大量放棄實業，涌入虛擬經濟，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可取的辦法是限制投資資本增值空間，避免境外熱錢“剪羊毛”。
　　第三，縮短美元債務久期，著眼于經濟長周期調整外儲資產配置。80年代早期美國聯邦基金利率一度高達10％以上，這對我國外儲投資具有重要警示意義。應抓住當前美國長期債權收益率較低的有利時機，縮短美元債務的久期。如果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就處于十分有利的空倉地位。屆時，運用外匯儲備支持國內企業參股或收購發達國家具有技術創新能力的制造企業，無疑具有財務和戰略上的雙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