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資源開發和使用，存在著明顯的不合理和低效益。
　　我們的資源開發環節回采率很低，一般礦山的回采率數據，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一半。在生產消費理念上，不注重集約使用資源，初級產品、資源產品的揮霍與粗放使用這種行為，比比皆是。在企業生產過程當中，當事人關心的是直接的經濟效益，而對于所謂負外部性，無關他們痛癢，致使一些負外部性變成了社會成本。在社會上，人們似乎又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誤區：我們很多的價格相對來說有低價的特點，是有利于民生的。但在這種有利于民生的幻象、假象后面，是我們對資源產品的低效率開發，粗放甚至是揮霍使用，實際上這是不可持續的。
　　在這個過程中，稅收應該成為使社會成本內部化，使價格更好地反映資源的稀缺性，更好地反映市場上資源產品供求關系和應有的完全成本的一種經濟手段。因為稅收是依法形成的一種經濟參數，是對事不對人的，是相對規范的，能夠以經濟杠桿的方式在公平競爭中去發揮它的調節作用。

　　我國資源稅的稅負應該向上調整

　　在資源稅這個稅種方面，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考慮，應該把我國資源稅的稅負向上調整。
　　過去我們有資源稅，主要是從量課征。現在對資源開發企業幾乎無關痛癢，實際的調節作用已經微乎其微，完全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如果我們把這種資源稅的稅負往上調整，同時在從量調節形式上面，加上較充分的從價因素，適應市場經濟里面資源價格的上升與波動，加大調節的力度，必然要產生一個產業鏈上的傳導。這個傳導表現在從產業的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一系列具體產品的價格上升方面。我們已經看到這樣一種意見——說資源稅改革很有必要，但是這個改革不應該增加社會成員和老百姓的稅收負擔。這聽起來是很替民生著想，很替老百姓著想，也容易得到普遍的叫好。但是作為研究者，我想比較坦率地說出自己的觀點：這個說法是似是而非的“外行話”。因為資源稅是流轉稅，不是直接稅，稅負提升了以后，必會有個傳導過程。
　　市場中有一定競爭關系的生產者、開采者，他們感受到稅負之后，會相應地調整生產經營行為——有了這個壓力以后，他們首先是提高自己的回采率。另外，在競爭中，他們或多或少要吸收一部分稅收帶來的漲價壓力，但是一定會讓這個負擔在市場里往中下游傳導，也就是表現為資源產品、初級產品的價格上升變化。不可想象這個稅出臺以后，就由開發環節完全消化掉了。完全消化掉，也不是這個稅制改革設計的初衷。有往下的傳導，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資源稅負，從上游向中下游的傳導過程中產生的效益調整，總括起來是值得肯定的正面效益。
　　如果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傳導到中下游更多的生產廠家，那么他們感受到這樣的壓力以后，會在自己的生產中間更珍惜而不像過去那樣粗放地甚至揮霍地使用產品，會刺激各種各樣的主體，千方百計地去開發那些節能降耗、能夠更有效更充分使用初級資源產品的工藝和技術。在這些產品方面具有優勢，就會擴大市場份額，那么總體的稅價聯動效應，就是從產業的上游到中下游，從開發環節到制造領域，促使大家普遍地提高自己生產的集約水平。這也正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
　　這種傳導還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最終的消費者。一般的消費者一定會注意價格上升對他的制約作用，從而調整自己的消費行為和消費模式。當然比較少數的、特別富裕的階層，可能無關他們痛癢，比如我們的燃油稅改革如果影響到燃油價格往上漲，但是有些富人覺得這個影響對自己可以忽略不計，照樣開大排量的汽車，這是相對少數的、特別有錢人的反應。更多的人，低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他們會適當調整自己的消費，適當調整在既定收入約束之下的消費行為。

　　當前是推進資源稅改革的最佳時間窗口

　　既然有這樣的一個傳導鏈條，那么現在我們在順利傳導方面還有什么障礙？我們應該配上什么改革條件？這就要說到接下來的要點：資源稅改革應該和以資源、能源價格形成機制為重點的價格改革聯動。中國現在很多產品的價格市場化已經是比較充分了，但在資源產品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同，特別是最主要的能源——電力方面。我們可觀察到已經談了很多年的煤、電價格之間的矛盾，煤的價格，應該講市場化程度已相當高，這些年的煤價上升了幾倍。我們的電價雖然曾有所調整，但幅度相當小。
　　長期以來我們在電力的整個體系里面，形成了一種特許權和壟斷權。所有稱為電力行業的企業，實際上應該有合理的區別對待，在發電環節，大的方向上，恐怕不能否定要爭取最后走到競價入網的狀態。可以通過競價入網而減少過度的壟斷，使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實際上在電力行業，沒有辦法改變壟斷性質的部分，主要就是電網。由于電網的自然壟斷性，要單獨處理。到了后面配電、零售服務的環節，可以加入一些競爭的因素，甚至可以發展政府采購式的外包，讓市場的主體在競爭中改進服務質量。這套改革，沒有什么玄奧，難就難在怎么樣化解既得利益阻礙。
　　我們的注意力，不能只放在技術性的事項上，比如說智能電網建設，發展風電、太陽能發電等，還必須充分地考慮和新能源發展相配套的體制機制，首先考慮怎樣通過配套改革破解體制瓶頸障礙。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體制機制改革的配套，光伏電池發展得再多，在國內很難解決入網問題，這些產品也就都不得不賣給國外，等于把生產過程中實際上產生的資源消耗和污染等負面效應留在了國內，卻把清潔的可再生能源產品全送到國際市場上去。這樣的一種配置顯然是不合理的。那么，就必須解決制度瓶頸問題，首先在體制機制上要破除阻礙這些往往相對小型分散的太陽能電、風電入網的人為障礙。當然，還要配上明確、可行的政策支持。如果配套改革真正能夠動起來，我認為電價對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包容性及其合理化，就有了向前推進的條件。
　　我們應當通盤考慮的方案，是電價應該跟著整個經濟社會發展與體制轉軌，有一個可控的、合理的向上調整機制。這樣的調整勢在必行。那么對于民生的影響如何？很多同志馬上要問這個問題。確實，價格上升以后會影響民生，怎樣掌握這個事情，我覺得其實相當簡單，到了居民消費這個環節，在電價和消費品價格上升的情況下，政府要做的主要事情，就是要相應合理提高低保收入標準。現在，城鎮已經做到了低收入階層“應保盡保”，農村也在迅速推行低保制度。因這種資源稅的稅價配套改革聯動引起的價格上漲，要合理地及時掌握好，把低保標準往上提。我們的公共財政已有這個能力。中等收入階層以上人員，他們會自動消化這樣的價格上升，其效應包括調整他們自己的消費方式和模式。一般而言人們會注意更加節能節電，更節約使用比較多的包含資源、初級產品的制成品。
　　我認為，為了實現最高決策層已經清晰勾畫出來的長期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地改進民生的藍圖，要破除一些認識誤區和既得利益阻礙，充分發揮資源稅價聯動的杠桿調節功能。這個事項需要包含破除不當壟斷因素的配套改革。當然，應讓各個方面都充分發表意見，采納不同意見中的各種合理成分，形成一個盡量周全的、可操作的改革方案，來推進資源稅收、價格和相關管理體制配套改革。在這個配套推進中，中國過去改革的經驗就是，基本方案是允許優化微調的。只要方向正確，總體方案的可行性達到一定程度，就應當抓住時機，把它往前推進，并且在推進過程中，根據情況做動態微調和優化。
　　現在是一個非常值得珍惜的、應當抓住的推進資源稅改革的時間窗口。今年有關部門的改革文件里面，都把這一項明確列入了。而且前不久，在新疆配置一套支持發展的政策，其中包含了新疆資源稅改革先行啟動的信息。這樣一個改革的啟動，對于像新疆這樣的西部欠發達而資源富集的地區，正面效應會非常可觀。
　　一句話，無論是重點突破，還是某一地區先行，推進資源稅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確的，時機是應該珍惜的。我們應該通盤考慮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時期，在資源稅價聯動改革和配套改革方面，掌握好基本方案，合理設計路徑，通盤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