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大幅升值有害無益
《經濟參考報》：您一直認為，中國過去15年的超級增長，得益于人民幣和美元的固定匯率制。您此前建議，美元、歐元、人民幣(甚至包括日元與英鎊)之間應建立大致固定的匯率安排，并認為這是一種最優的安排。問題是，實現這么一種安排，需要付出哪些代價？需要克服哪些政治上和技術上的障礙？
蒙代爾：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固定匯率的穩定非常重要。正如二戰后時期的日本和德國，它們能保持了長時間的經濟繁榮，就得益于固定匯率和高額順差。
我認為通過匯率來調整中美經濟之間的不平衡并不是一個好辦法，應該通過提高中國國民收入、增加國內消費來實現。
中國擁有獨一無二的優勢，它的財政狀況非常好，貨幣儲備及盈余都很充足，所以許多國家望而生畏的減稅措施，中國可以實行。降低稅收將增加支出、提高工資、增加國民收入，這對于中國經濟發展以及達到貿易平衡都將十分有利。
但這些措施應在現有匯率水平上實施，而不應該讓人民幣大幅升值。人民幣的升值對中國很不利，因為這將引起中國西部地區的通貨緊縮，帶來沿海和內陸地區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這不是中國想看到的。
過去12年中，美元和人民幣一直都是穩定亞洲與美國以及其他美元國家之間經濟穩定的重要因素。美元與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將為中國帶來巨大危害。對全球經濟也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需要強調的是，沒有一種經濟理論認為升值能夠改變貿易平衡的狀況，沒有任何一個模型、任何一種證據能夠證明一種貨幣的升值能夠減少順差。我認為中國不應該讓人民幣浮動太多。
《經濟參考報》：中國國內學者指出，根據您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人民幣今后很可能陷入“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境地。您對此有何評價？
蒙代爾：中國實際匯率是必須要提高的，但我認為這應該通過提高工資收入等手段來實現，而非人民幣升值。
貨幣升值將降低企業利潤，對公司、整個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率都會帶來不利影響，但提高工資收入可以在許多方面達到升值的效果，同時速度較緩和，對于提高國內消費水平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因為人民幣升值并不意味著中國消費者就會迅速增加開支，這其中并沒有必然聯系。
《經濟參考報》：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市場規模與日俱增，但中國國內消費需求多年來始終無法有效啟動。而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出口總體下滑，政府主導的投資不可能長期維持在高位，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更加緊迫。您認為，中國國內消費需求無法有效啟動原因何在？對此您有哪些好的建議？
蒙代爾：有效的方法應該是增加中國人民的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開支。中國GDP高達32萬億人民幣。這意味著中國可以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允許工資上漲。中國經濟一直以來都以近10%的速度增長，任何一個快速發展的國家，都必須允許工資隨經濟增長。
在這方面，匯率發揮不了很大的作用，必須通過提高工資來實現。我想中國也不希望工資在GDP中的比重過低。工資的上漲對于工業發展和保持中國競爭力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同時，還將創造國內消費。如果工資不能夠隨著GDP同時增長，必然帶來貿易失衡，這種失衡其實就是總收入與總支出之間的差額。如果這種差額持續增大，美國奧巴馬政府以及其他希望改變貿易失衡的國家會不滿，對他們來說，也不可能長期持續貿易赤字。
《經濟參考報》：工資的增長將減少企業的利潤，這就帶來了兩難的問題，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呢？
蒙代爾：如果經濟增長10%，工資增長10%，那利潤也將增長10%，這依然是平衡狀態。而且，目前中國還存在盈余，工資增長的速度還可以高于經濟增長。
在總支出中，生產投入是很大一部分，這方面也必須保持均衡。匯率調整并非良策。事實上，通過貨幣升值可改變貿易失衡，或者說通過美元貶值調整失衡的說法，并沒有證據支持。
中國經濟增長與購買力增長之間存在差距，在中國存在大量儲蓄，這并不單指公眾儲蓄，政府、企業內部儲蓄也包含其中，這些儲蓄就是貿易盈余的對應物。
增加購買力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實現。其中比較好的一個方法就是減稅。我本人就曾經是里根政府減稅措施的堅決擁護者。據我觀察，在中國，企業稅率有高有低，但所得稅較高，我認為高于其較合理的水平。其實中國政府除稅收之外有許多收入途徑，因此不需要征收過高稅務。同時社會保障系統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情況下。
歐元不會倒但面臨深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