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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給基層更多權力
回顧中國歷史，在宋元之前，地方治理受到高度重視。最典型者是漢代，《漢書·循吏傳》記載：漢宣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處所謂二千石是指郡守，按照漢代的官制，他的品級與中央政府各職能部門的長官——九卿——相同。
這樣的精神也向下延伸及縣官。縣的長官為縣令或縣長，秩千石或六百石，與中央政府職能部門的副手相當。這位勵精圖治的皇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因而非常重視郡守的人選。
到元代，地方官的權威下跌，中央官員與地方官的品級差別迅速拉大。明清時代，縣級官員跌到七品，與中央政府各職能部門懸隔天地，成為所謂“芝麻官”。
如果資源是自上而下地分配，監督也是自上而下地進行。在這樣的結構中，上下級政府之間存在等級，處于權力基層的鄉鎮與縣這兩級政府，當然就被置于最為不利的地位。基層官員在上面所有政府的壓力下不得不疲于奔命。
而這種架構，讓民眾無法享受到優良治理。社會治理是好是壞，取決于基層政府是否有效地、合法地執行法律和政策，取決于基層官員如何對待民眾，能否有效地供應公共品。因為，最底層的官員是“親民之官”，只有他們與民眾直接打交道。民眾對政府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基層政府及其官員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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