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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印發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綱要確立了我國2020年躋身世界人才強國行列這一目標，這的確令人欣喜。而面對我國當前的人才現狀，如何能夠保證這一目標的實現呢？我們不妨先講一個關于人才的故事：
1929年，年僅26歲的馮·諾依曼接到了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封客座教授聘書，并承諾如果他愿意留在美國定居，將增加薪金并一年以后聘為正式教授，這意味著更加優厚的研究條件和待遇。此時的他，不過是漢堡大學的一個兼職講師，不過這并不是因為他水平不夠，恰恰相反，此時的他在學術界已經聲名鵲起。但當時德國大學的學術體系更在乎資歷和行政官員的評價，毫無疑問，博士畢業僅僅三年的諾依曼很難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于是諾依曼欣然接受邀請，遠赴美國，并與愛因斯坦一同成為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院的首批教授。在其后來的學術生涯中，他創造性地提出“二進制”和“程序內存”思想，被稱為“計算機之父”。
諾依曼的故事，是美國人才戰略的一個經典案例。而與他幾乎同時，有一大批歐洲科學家因國籍、種族、血統、出生地、資歷等原因，離開歐洲奔赴美國，這其中不乏愛因斯坦、“中子物理學之父”費米、“火箭之父”馮·卡門、“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等頂級科學家，這對于奠定美國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無疑有著舉足輕重的推動作用。
諾依曼等一大批科學家的經歷，非常值得我們思考。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是美國得以吸引這些人才的重要原因。而尊重人才，不單單是一句話，而是一個體系，涵蓋了人才強國戰略的方方面面。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言，要切實做好人才服務各項工作，努力為人才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服務人才工作，最重要的莫過于做到人盡其才，能夠讓其通過自身努力取得成就，這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即“用事業聚才育才”。而要發揮才能，取得成就，就必須擁有一個充分發揮才干的空間和平臺，即“創業有機會、干事有舞臺、發展有空間”，如果德國的大學能夠不囿于傳統的學術資歷，給諾依曼一個更大的空間，那么也不會失去這樣一個杰出的人才。
除此之外，對于人才還應給予足夠的寬容，要鼓勵創新、愛護創新，使一切創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創新舉措得到支持、一切創新才能得到發揮、一切創新成果得到肯定，營造鼓勵創新、容許失誤的工作環境。楊振寧曾經這樣評價“氫彈之父”泰勒：“泰勒幾乎每天都有十個新想法，其中有九個半是錯誤的，但他并不在乎，而是以非凡的勇氣對那半個正確的想法進行大膽的創新。正是憑著每天半個正確想法的創新積累，泰勒博士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無疑也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的。
營造良好工作環境之外，還應當在生活上免除人才的后顧之憂，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言，要關心和改善人才的生活條件，解決好他們在住房、醫療、就業、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實際問題。這同樣是服務于人才工作。
上世紀初的美國，科技創新實力遠遠落后于歐洲，然而正是因為其采用了正確的人才戰略，得以一舉躍升成為世界頭號科技強國。如今我國的發展正處在轉型關鍵時期，唯有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發掘人才，才能進一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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