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同戶籍身份的人之間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帶來的快樂感的提升相當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年9%的增長率來算，這一效應約等于城鎮居民5年的收入增長，按照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6%的增長率來算，這一效應約等于農民7.6年的收入增長。同時，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樂相當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積30平方米

　　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他的著作《身份與暴力》里說，當社會完全依照單一的身份來劃分社會群體的時候，就會使社會沖突增加。這種狀況可能正在中國悄悄地發生。

　　戶籍與社會分割

　　在當今的中國，最為重要的身份莫過于戶籍。大家都知道，被戶籍制度固化的城鄉分割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城鄉間收入差距，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實際增長仍然快于農村居民，城鄉差距仍然在持續地擴大。在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里，發展就等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而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只是把傳統的城鄉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內部。
　　在城市里，沒有當地戶籍的人口受到的就業、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勞動權益保護等各個方面的待遇都更差。隨著城市居民比重越來越高，城市內部的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之間由于身份差異而導致的社會分割問題越來越重要。如果社會融合不充分，那么，城市內部的“二元社會”就會影響城市的和諧發展，反過來又會影響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對于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經濟學家的研究發現，城市內部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之間存在著較明顯的收入差距，而且這一差距還在擴大。不僅如此，不同戶籍身份的人的教育回報也存在差距，并且這種差距也在擴大。換句話說，同樣的教育水平，有城市戶籍的人獲得的收入就更高。可能有人會說，這可能是因為看上去同樣的教育水平其實是不一樣的，在農村接受的教育質量更差。但請注意，即便如此，這種教育質量的差異仍然與戶籍有關！除此之外，筆者參與的一系列研究還發現，在城市內部，與擁有戶籍的人口相比，那些沒有戶籍的人口相對更不快樂，他們對于政府、社會公眾和小區居民的信任度更低。
　　更重要的是，沒有戶籍的人口還出現了聚集的現象。在上海，常住人口接近2000萬，而沒有戶籍的人口在30%左右。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城市，無戶籍的常住人口比重已經超過50%，如果沒有戶籍的常住人口比例持續提高，而這一群體又收入比較低，更不快樂，更不信任，并且相對聚居，那么，這將給中國未來的城市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當今天的中國取得經濟上的高速增長的時候，不妨把筆者這句話當作是“盛世危言”。

　　與身份有關的收入差距導致不快樂

　　最近，筆者和合作者研究了不同戶籍身份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給人們的快樂感帶來的影響。
　　先打個“隧道效應”的比方，比如說你開車回家，被堵在過江的隧道里，這時候你發現前面的車開動了，你會感到快樂還是不快樂？你會感到快樂，因為你覺得希望來了。但是，如果隧道有兩條道，當車被堵上的時候，邊上那條道的車往前走了，而你這條道的車還不動，那你高興還是不高興？答案是，這取決于你能不能變道。如果你能夠變道，你就高興了，因為你同樣有了將車開動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變道，你就不快樂了，憑什么只能讓邊上那條道的車往前開呢？在我們的研究里，那些與身份沒有關系的不平等實際上是增加人的快樂感的，好比你前面的車開了，你覺得也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收入不平等跟人的戶籍身份有關系就讓人不快樂了，這好比邊上車道的車開動了，而你卻發現劃分車道的是條實線 ——你不能變道！
　　那么，是不是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會因為處于相對優越的地位而快樂呢？如果這樣想，那么，你只看到了問題的一面。你別看堵車的隧道里你所在的車道先動起來了，你可能覺得這是讓你高興的事，但是，如果邊上那條道的人不高興了，向你扔垃圾、吐口水，估計你也就高興不起來了。在研究中我們發現，與戶籍身份有關的收入差距同樣會使那些城市居民不快樂，只不過影響程度小一點而已。
　　在既有的研究里邊，經濟學家們發現，在歐洲，收入不平等減少快樂，而在美國，這種效應卻不強，這實際上就和美國社會更加具有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有關。其實，“美國夢”的道理就是說每個人都平等地擁有機會。所以，當我們對中國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覺的時候，還要特別注意什么樣的收入差距是特別有害的，比如那些與身份有關的收入差距——當不同身份的人收入差距擴大的時候，那些帶有不利身份的人們已經輸在了起點上。
　　有一位英國社會學家研究了收入差距與社會沖突的關系，她發現，學者們的研究有的發現收入差距增加社會沖突，有的說這種關系不顯著。于是，她換了一個指標，把與不同社會族群的身份有關系的收入差距拿來作為解釋變量，結果發現，這種收入差距總是增加社會沖突的。
　　在美國，人們最為謹慎的，就是不要讓膚色成為不平等的來源。在西歐的一些國家，政府正在致力于減少本國居民與外國移民之間的社會分割。在印度，長期以來阻礙社會發展的是他們的種姓制度??從全球范圍來看，隨著全球化和城市化，人口的跨地區遷移成為一個必然趨勢，是否能促進不同族群的相互整合將越來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如何讓城市生活更美好

　　我們的研究實際上是一個中國城市居民的快樂感決定模型。我們發現，男性平均來看比女性顯得更不快樂。在年齡方面，平均而言，人到40歲左右時是最不快樂的。在婚姻方面的發現也非常有趣，相對于單身來說，結婚當然是增加快樂的，但離婚的不快樂感卻大大超過結婚的快樂感。換句話來說，婚姻相當于一場賭博，根據我們的研究，當你在考慮是否結婚的時候，如果你預期未來離婚的概率超過47%，那就不如做個快樂的單身漢了。
　　教育的影響也非常有意思。在其他國家，基本上都發現教育是增加人的快樂感的。而在中國，教育的作用好像只是為了幫人掙錢，除此之外，教育本身并不能增加快樂感。此外，我們還發現，健康和財富是增加快樂感的，而失業則減少人的快樂感。
　　如果減小由于戶籍身份帶來的收入差距，對增加快樂感的作用有多大？有了我們的實證研究，答案就有了。如果不同戶籍身份的人之間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帶來的快樂感的提升相當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年9%的增長率來算，這一效應約等于城鎮居民5年的收入增長，按照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6%的增長率來算，這一效應約等于農民7.6年的收入增長。同時，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樂相當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積30平方米。也就是說，通過縮小身份收入差距來構建和諧社會的效應非常巨大。
　　其實，在城市居民里，對于與戶籍身份相關的收入差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態度。有些城里人從小就出生在城市，還有一部分是出生在農村，后來才獲得城市戶籍的。我們發現，那些生在農村的城市居民其實也對與戶籍身份有關的收入差距表示不滿，真正地由于城鎮戶籍而獲得優越感的其實主要是從小就出生在城市里的人們。而在從小出生在城市的人當中，年齡大的人和共產黨員們也相對于其他人而言更不滿于與戶籍相關的收入差距。
　　在今天的中國，政策的重點被放在了城市化上。人們總是說中國城市化的水平是遠遠滯后于工業化水平的，事實上，中國城市化的水平低跟城鄉分割和城市內部的二元社會分割有關。如果農民進了城，卻沒有融入城市生活，那就會阻礙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盡管如此，中國的城市人口比重也將很快超過一半，如果不及早地重視城市內部的社會融合問題，那將對城市的和諧發展產生巨大的隱患，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將用越來越多的資源去維護穩定。為什么不用這些資源去做增加人民幸福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