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第七次鎖定“三農”問題。文件提出推進城鎮化發展的制度創新，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提高城鎮規劃水平和發展質量，當前要把加強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作為重點。（《中國經濟時報》2月25日）
“一號文件”無疑再次顯示出政府關切三農問題的拳拳之心，有助于加快各地新一輪的城鎮化建設。但值得警惕的是，從以往的實踐來看，不少省市都曾出現城鎮化“變味”現象。
一是部分地方官員對城鎮化的理解出現偏差，在小城鎮規劃上貪大求全，不切實際地提出十年二十年內人口要達到數十萬甚至上百萬，面積達到幾十平方公里。這種盲目規劃引發了一些地方大拆大建和圈地運動，不僅損害了農民利益，也加劇了水土矛盾和環境惡化。
二是一些地方搞城鎮化的出發點首先是為了解決城市擴張和用地不足，卻忽略了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保、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等公共服務的保障。這種“不管人只折騰土地”的城鎮化，無疑極易造成對農民利益的侵害。
三是一些地區盲目建大廣場、大草坪、寬馬路、摩天樓等形象工程，大搞綠化、美化、亮化，甚至相互攀比，大大增加了城鎮化成本，但是相應的產業卻不發達，阻礙了農民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提高了農民進城門檻。
當下的城鎮化是為誰的城鎮化？筆者認為，城鎮化進程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正如有農民所指出的，“我們希望城鎮化，但不是違背農民意愿的大拆大建，不是強迫掠奪式的低價流轉，而是在讓農民擁有的土地、房屋等資產實現與城市對接的同時，在教育、醫療、就業、社保等公共服務和福利上跟城市接軌，實現城鄉真正的一體化。”
不妨借鑒日本的經驗。日本非常重視城鄉總體布局，力避出現“貧民區”。1955年至1970年，東京每年的人口凈流入量達到30萬至40萬。但東京沒有單純“攤大餅”式地被動外延，而是以放射狀大容量軌道交通為依托，主動沿軌道交通站點（多為過去的小城鎮）建設居民區，并為之提供高標準的生活服務、社會文化和治安配套。而我們有些地方則只顧大拆大建，卻“忘了”給居民配套相應的公共服務。
日本還非常注重提高農民收入，這是消除城鄉鴻溝、推進城鎮化的基礎。日本采用各種措施，將農產品的價格維持在高位，以增加農民收入。對于新進城農民，日本政府嚴格要求企業對勞動者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終身雇用制”的方式，確保農民在進城后不會因失業而陷入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農民在失地后再失業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階層的出現。
要想讓城鎮化真正惠及農民，僅有“一號文件”還不夠，有關部門還需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城鎮化的規范操作。特別是政府和企業在獲得統籌土地的級差收益和發展收益后，還應及時補上在公共服務和相關福利上的欠賬，讓農民真正享受到城鎮化的好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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