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緊迫威脅逐漸消失，一些西方國家從自身經濟麻煩中有所脫身，于是轉而再次開始糾纏所謂人民幣匯率問題，結果便是各種關于人民幣的怪論層出不窮。
　　概括起來，有大致如下幾種論調：一、人民幣匯率偏低導致全球經濟失衡，進而誘發國際金融危機；二、人民幣匯率偏低導致發達國家出口產品面臨不公平競爭，最終造成這些國家就業崗位流失；三、人民幣匯率偏低搶占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市場，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拋出這些論調的包括西方政客、智庫研究人員，甚至是一些經濟學家，而經過西方媒體的炒作后，其效應進一步放大。這些“人民幣怪論”乍一看來，都好像有一定的道理，但往深里追究，往往經不起推敲。
　　特別是第三種論調，所謂人民幣匯率過低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完全是一副挑撥離間、混淆是非的態度。首先，“中國出口”或“中國制造”的根本優勢不在人民幣匯率，而是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綜合優勢，包括成本、質量、服務、品牌和供應鏈等等。否則，你無法解釋，為什么從2005年7月中國開始新一輪匯改之后，人民幣升值約20%，中國出口競爭力依然強勁。其次，中國和發展中國家出口并非是針鋒相對的競爭關系，相反，中國在擴大出口的同時，也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大量原材料和其他產品。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效應，正在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分享。
　　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人民幣怪論”在理論和事實上站不住腳的情況下，還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這就涉及到西方一些國家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政治化進行操縱的問題。
　　不管是金融危機，還是失業問題，根源都在于西方國家自身經濟出現了問題，這些問題解決起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見效，這個時候，把問題推給別人，更進一步說，把問題推給中國，“簡單有效”。當然，就像西方有一句名言所說，“任何問題都有一個最簡單的解決辦法，但它往往也是一個錯誤的辦法”。將金融危機、西方國家經濟乃至世界經濟出現的問題，嫁禍到中國身上，看似“簡單有效”，但這只是相對于西方政客操縱民意和輿論而言，而對真正解決問題，毫無用處。
　　還有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原因，一些西方國家甚至把人民幣匯率問題當做“敲打中國”、“牽制中國”的一個話題，成為國家利益博弈中的一枚棋子。
　　對于種種“人民幣怪論”，如果中國要逐一批駁、逐條反對，真的是應接不暇。從傳播學的角度講，首發信息的影響遠大于事后的解釋。另外，傳播“人民幣怪論”的主體已經越發雜亂化，有政客，有研究人員，有經濟學家，有主流報刊雜志，還有小報小刊，雜音源頭太分散，也無法集中批駁。
　　與其被動應付，不如主動出擊。中國不妨多講講自己的匯率政策，多講講自己如何與主要貿易伙伴就這一問題進行的磋商，多講講我們為什么要實行這樣的匯率政策，多講講實行這樣匯率政策對中國和主要貿易伙伴的積極意義。多做加法，少做減法，以及時的正面信息來引導和影響國際輿論。
　　最后，對于種種“人民幣怪論”，可以權當是每個人觀點不一樣的一種體現，也不必一見到就跳腳，失了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