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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被處極刑，民間金融并不能因此獲得重生。
12月臺18號下午，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浙江東陽吳英案作出一審判決，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吳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其個人全部財產。
吳英被一審判處極刑并不奇怪，此前的8月5日，浙江縉云女老板杜益敏同樣因集資詐騙罪被判處死刑。杜益敏以高息集資款項7.09億元，至案發有1.28億元未能歸還。同一年，樂清高秋荷、陳美蘭等人均因相同原因被起訴，據稱，溫州當地掌握有10多起上億元的非法集資案，涉及金額37億，將陸續處理。
圍繞吳英是否應該被處極刑的激烈爭議，事實上是對于民間借貸行為是否合法合理的長期爭議。
江浙民間集資盛行于當地，有幾個案件高發期，典型的是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抬會和最近幾年的高息集資。民間集資是跟著經濟周期走的，上世紀是當地市場經濟發軔時期，草創時期的企業主急需資金，因此抬會集資等方式盛行，甚至有20余萬人同時參加的“盛況”。而從2007年之后，由于當地的實體經濟逐步走下坡路，集資者資金鏈越崩越緊，允諾的利率越來越高，很容易整體崩塌、東窗事發。
民間抬會與集資是粗糙原始的，大多數情況下是在熟人社會體系下的現金來往，既沒有完善的財務規章制度，也沒有出納和會計，僅靠白條、會單和流水賬運作，甚至在事發后會計師事務所面對無頭爛帳無從審計。
我們應該反思，一次又一次血的代價，為什么沒有能夠取締民間集資？中國經濟不需要血祭，需要的是機制。預防犯罪要靠市場高效的運作體系與嚴格明確的法律條文，恰恰在這兩方面，存在巨大制度缺陷。
我國現有的銀行體系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極大的差距，高效的民間資金彌補了這一缺陷。按照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統計，浙江民間資本規模為7000~8000億元，而民間融資規模在1300~1500億元左右。另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會長周德文調查，“在民眾手里的溫州民間流動資本大致有6000億元的人民幣，溫州估計投資在房地產上的資本就達到了2000多億，光在上海和北京兩個城市，就幾乎達到1000個億的民間資本。”
雖然從規模上來說，與正規軍不成比例——浙江正規金融機構目前的年貸款發放規模約在1.5~2萬億元之間，民間融資規模不足正規金融機構貸款規模的10%——但當地中小企業的創業、當地企業與投資者調頭寸走的都是高效而活躍的民間借貸之路。
民間的高利貸有損社會秩序，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合法金融機構長期將存款利率壓低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存款等同于財富縮水。雖然銀監會等部門聯手推進小額信貸公司，以期盤活民間資金，但兩條硬杠使小額信貸公司無法發展。小額信貸公司不能吸儲，在稅費等方面不能享有金融機構的待遇，還會收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性貸款。更要命的是，在小額貸款公司股東千辛萬苦將公司做大、可以升級為村鎮銀行之后，必須由國有金融機構控股，讓外來者輕輕松松摘了桃子。
可以肯定，只要不合理的資金使用體制不變，只有國有金融機構盤剝式的存貸差不變，民間金融就不可能消失。民間金融四處開花，正是我國信貸管理體制存在巨大缺陷的活寫照。
我國法律對于民間借貸的規定是模糊的，國務院《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
向多少個公民借貸或者借貸多少屬于合法范圍，在什么條件下觸犯《刑法》，法律沒有給出明確規定。明知是高利貸借款還要主動借出款項者應該擔負什么責任，法律同樣茫無頭緒。正因為法律的模糊，導致對吳英等案件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如吳英的辯護律師認為吳英是企業經營的正常借款，而公訴人則定性為集資詐騙。
中國的民間金融直到現在依然原始粗糙，曝光的案件牽頭集資者或是下崗女工或是不認多少字的農婦，難道中國民間缺乏金融人才，難道中國民間企業家的創新能力不如兩百年前的票號掌柜嗎？顯然不是。正因為我國民間金融遭到打壓，一次次被連根拔起，無法在法律的軌道下形成明確預期，無法形成行業發展所需要的制度性、市場性根基，因此出現短期化、原始化現象，永遠在蠻荒的叢林中艱難跋涉。
注：沿海地帶新的金融與商業模式正在生成，風險投資與企業集群模式，可能帶動當地經濟走出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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