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日前發布主題報告“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09-2010)——走出‘進退兩難’的中國宏觀經濟”。

　　明年的宏觀經濟“進退兩難”

　　報告認為，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超預期反彈，中國宏觀經濟處于“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求反彈階段”的過渡階段，但這些反彈具有“政策主導性”、“結構不平衡性”、“動力不穩定性”、“增長要素缺少互動性”以及“總體發展方向的易變性”等特點，這些特點在很大程度決定了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可能面臨以下幾個深層次的問題。
　　可能呈現“雙W輪動”的調整模式。
　　在經濟內在慣性、政策持續刺激和世界經濟反彈等多元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將在2010延續增長的態勢，但季度增速呈現逐季輕微回落的趨勢，與2009年相反，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將呈現同比增速“倒V”型變化。
　　不過，如果我們從周期角度來看，中國宏觀經濟調整很可能呈現出“雙W輪動”模式。即從GDP同比增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在短期為“V”型，但中期卻呈現為“W”型。中國宏觀經濟在2010雖然沒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內在矛盾累積的作用下，在2011-2012年依然存在較強的中期下行力量。從環比增速來看，中國宏觀經濟在2008-2010年將呈現“W”輪動的模式，內生的、持續加速的力量還沒有形成，產出缺口存在強烈波動的趨勢。
　　宏觀經濟步入“進退兩難”的局面。
　　所謂“進退兩難”的局面是指，2010年中國宏觀經濟將步入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關鍵階段，具有兩大方面的沖突：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續或進一步放大很可能帶來短期的快速回升和經濟的過熱，但卻可能使政策主導性反彈壓制市場復蘇力量的培育，未來投資驅動增長模式的內在矛盾越來越激化，結構惡化、產能過剩將進一步加劇，從而導致宏觀經濟在中期的不可持續，甚至出現在中期的“第二次探底”；另一方面，簡單采取退出政策將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劇萎縮，剛剛啟動的局部的、還沒有形成自我循環的市場動力機制夭折，宏觀經濟在短期內出現“第二次探底”。
　　導致這種局面的核心原因在于中國宏觀經濟內在的結構剛性和內生的深層次矛盾：第一、目前的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體系、國有經濟的利潤分配體系以及各職能部門的權力本位使中國宏觀經濟存在內生的“投資饑渴癥”和“投資膨脹傾向”，這往往會導致出現“過度救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利用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外部沖擊來掩蓋問題，進一步利用投資使中國宏觀經濟內在矛盾在延遲中被放大。因此，在內在矛盾沒有解決的前提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只能是選擇在短期出現“第二次探底”，還是在中期內出現的“第二次探底”。第二、目前宏觀經濟結構剛性與社會結構的脆弱性一方面使宏觀調控可選的方法十分單一，另一方面又使這種單一選擇只能嚴重依賴于政府，從而使大家期望的均衡局面難以出現。
　　宏觀經濟“進退兩難”的局面還體現在其他很多方面：
　　一是重化工業主導的經濟復蘇與結構調整力度加強之間的沖突。中國宏觀經濟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重化工業受到重創。政府救助計劃中很重要的著眼點也在于此。因此，2009年經濟反彈最為迅猛的是重化工業。但這種復蘇似乎與我們結構性調整方向，與中國所確定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不一致。
　　二是無就業復蘇與增加就業的刺激方案之間的困境。增加就業、安置失業是中國宏觀與社會救助的核心。但是目前整體的投資以基礎建設為主體、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刺激為主體，這使得經濟反彈力度很大，但就業的增長卻與之不匹配。
　　三是進一步出口刺激、出口快速回升與不平衡調整之間的沖突。刺激出口，使出口迅猛回升會帶來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復蘇，但也會使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又回到老路。
　　四是房地產作為民生產業與作為經濟支柱產業之間的沖突。作為民生產業的房地產，政府希望能夠廣大居民能夠具有相應的購買力，因此不希望房地產價格上漲；而作為經濟支柱產業的房地產，政府希望在價格合理回升中提高投資和銷售，從而帶動宏觀經濟運轉，由此產生了政府在調控房地產市場上的矛盾心態。
　　五是作為地方政府核心財源的房地產土地與作為中央政府農業基礎的土地之間的沖突。地方政府希望在土地價格快速上漲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讓金和相關房地產收入大幅度增長；而中央政府卻希望城市化進程不能過度減少農用耕地，平衡房地產發展與農業之間的關系。
　　六是結構調整進程中存量調整與增量調整之間的沖突。減存量是解決結構問題的一個核心途徑，但減存量將帶來大量的遺留問題，難度很大。同時，增量可以通過控土地、控信貸和控項目審批等途徑實施。由此產生了結構調整中可實施的路徑與效果之間的沖突。
　　七是匯率政策調整中兩難選擇。這種兩難選擇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為貿易戰略的匯率政策與作為金融戰略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作為熱錢治理的匯率政策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的匯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這些矛盾將重新出現。
　　八是被中長期投資項目和地方政府“雙重綁架”的貨幣政策如何在數量退出與價格退出上選擇。這種兩難選擇集中體現在，如果繼續貨幣數量性的收縮將導致很多中長期項目的后續資金缺乏，從而導致大量的爛尾工程；而進行價格性貨幣政策的收縮，將直接成為誘發熱錢涌入、導致貨幣政策失靈的風險。
　　九是戰略調整問題在短期戰術層面獨立實施帶來的“長”與“短”之間的沖突。這集中體現在結構性調整在本質上是一個順應經濟發展階段而進行的政府主導性的戰略工程，它不是宏觀調控年度的核心內容，不能把它處理為短期戰術性的行動，從而導致年年結構性調整，但年年重新出現結構性問題。
　　可能面臨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存在多元化的取向，“保增長”、“調結構”、“擴內需”、“促民生”、“管預期”等多重目標成為2010年宏觀調控的任務。但是，這種目標設定違反了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基本原理——“匹配性原則”：政策的目標不要多于政策工具的目標；政策實施時必須要將工具與其最有效率的目標相匹配。

　　“以進為退”的政策選擇

　　如何突破目前所面臨的“進退兩難”的困境和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是中國宏觀經濟在“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求反彈階段”的全面過渡階段的核心任務。
　　“以進為退、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在高速中調結構、在連續性中謀退出”可能是中國近期的最佳選擇。相對弱化“結構目標”、“通脹目標”、強化“速度目標”是解決多目標約束下的“政策有效組合困境”的有效之道。
　　原因有三：
　　首先，促進中國宏觀經濟由“政策刺激性反彈階段”向“市場需求反彈階段”全面過渡依然是目前宏觀經濟調控的核心重點。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還沒有到退出的時刻。例如貨幣政策的退出必定意味著大量中長期工程成為“爛尾工程”，從而使未來的信貸和財政政策無法全身而退；財政政策的退出必定帶來社會工程改革的滯后和停步，從而使市場性自發消費無法全面啟動，反而帶來消費性下滑和結構的進一步惡化，使財政政策無法真正退出。
　　其次，要在保持政府刺激性需求相對穩定的基礎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支持市場性需求方面大規模進入，為市場性需求的復蘇以及內生增長機制的形成打下基礎。因此，未來貨幣政策應當進一步強化流動性對實體經濟的滲透，而不是防止價格的復蘇。未來的財政政策應當強化各種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工資形成機制的改革、民生工程的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建設，而不是進行基礎建設投資的進入。
　　最后，相對弱化“結構目標”、“通脹目標”，并非意味著這些目標不重要，而是要將“結構性目標”納入到戰略調整的高度，而不是短期宏觀調控的范疇；要將“通脹目標”納入到經濟復蘇的總目標之下，使之成為從屬性目標。

　　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對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行結構性調整，在保證其總體方向基本不變的前提下，改變刺激的著眼點。其中財政政策應當以“促民生、建社保、改工資、穩投資”為目標，貨幣政策應當以“促進流動性的滲透性、抑制資產價格高漲”為目標。因此，財政赤字在2010年財政收入上揚的前提下不宜減少，貨幣政策在維持M2和M1正常增長的同時，新增信貸總量不少于7.2萬億。具體包括：
　　穩定目前各類在建項目的政府投資，對于地方新建項目和進一步的投資膨脹進行適度約束，防止2011-2012年地方政府財政惡化而帶來大量的“爛尾工程”和進一步結構惡化的問題。
　　民間投資的啟動不能以資金保障和利率補貼為主，而是以行業開放以及準入調整為主。同時，約束大型國有企業在利潤和資金高漲的狀態下進一步進入一般競爭性領域，防止出現過度的“國進民退”。
　　消費啟動依賴于社會工程的建設和制度建設，而不是單純一次性收入的增長。因此，2009年消費政策可以適度延續或局部擴張，不宜大規模、全方位進行，因為過度的消費性政策刺激可能成為真正的市場性消費啟動的障礙，使未來的退出帶來不必要的波動或社會動蕩。消費政策應當與民生工程、工資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以及公共服務的完善相結合。
　　應當以“投資杠桿率”控制為主、利率調控為輔，對2010年可能出現的資產價格暴漲進行制約，其中核心的工具包括銀行資本充足率的適度提高、股票保證金交易限制、非保障性住房抵押貸款條件的提高、嚴格熱錢流入以及差別化利率調整等。
　　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是2010年的重點，供給放量依然是政策調整的落腳點，但關鍵在于土地供給和土地囤積的管理。
　　雖然2010年通貨膨脹問題應當弱化，但對于一些瓶頸產業的供應以及關鍵產品的價格變化依然要保持高度關注。
　　熱錢的大規模涌入是2010年匯率調整、資本市場管理必須關注的重點。
　　貿易政策保持相對穩定，不宜進一步出臺政策刺激出口的復蘇，進口政策和對外投資政策應當保持積極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