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三鹿奶粉事件出現后，全國各地的律師自發組成了一個“三鹿奶粉志愿律師團”，免費為受害兒童家長提供法律援助服務。(9月25日《新京報》)律師自發組團為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有助于突破受害公民個人維權的困境，體現出我國律師界對社會責任的擔當，但訴訟的難度又再次提出從立法上引入公益訴訟制度的必要。
目前的受害人分散在全國各地，人數眾多，涉及的廠家也不少，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舉證原則，受害者必須提出自己消費過相關批次奶粉的證據，并對相關損害作出鑒定，這對于勢單力薄的公民個人而言，無異于陷入絕境。現實生活中，有多少人能夠將每次購買奶粉的票據收藏好？人們又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作相關的損害鑒定？
目前患兒家長大多數還在觀望政府即將出臺的賠償方案。這種寄希望于政府救濟，恰恰反映出司法救濟機制的無力。對于糾紛的化解尤其是民事賠償糾紛，政府并不是一個合適的仲裁機構，司法機關才是解決此類糾紛的職能機關。
在這種情況下，立法除了為個人提起帶有公益性質的訴訟創設有利的證據規則之外，更需要從全社會的角度開辟公益訴訟的新渠道。應從立法上填充民事審判權在公益訴訟領域的“真空地帶”，確立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原告地位。這樣既避免了政府介入民事損害賠償的身份尷尬，又能節約大量的訴訟資源，更有助于遏制那些肆無忌憚的違法侵權案件的發生，對社會的法治而言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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