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經披露的銀行年報中，某商業銀行董事長以2285萬的年薪，創下了國內銀行高管薪酬的新紀錄。其他數家商業銀行的高管也以動輒數百萬元的薪酬，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銀行高管天價薪酬是怎么形成的？要不要對銀行高管的薪酬進行監管？如何才能進一步規范高管的薪酬體系？隨著決策層的關注，這些敏感問題能夠妥善地解決嗎？(《21世紀經濟報道》4月28日消息)

　　這幾年，由于人們對國企老總“自定薪酬”等問題關注較多，從而形成了一定的輿論壓力，國資委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規范，情況有所好轉。但是銀行業由于多數都是股份制經營，股東大會、董事會就可以決定類似高管薪酬這樣的大事，國資委的監管相對間接，出現高管天價薪酬，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人們要問的是，如果國有資產在股份制銀行里沒有控股地位，在股東大會、董事會中沒有更多的話語權，由其決定的高管薪酬無論多少，人們誰也不會有意見，因為這是純粹的投資人與高管之間愿打愿挨的市場行為。可是以我國銀行業的現狀來看，國資沒有控股地位的銀行又有幾家？
　　《物權法》第56條規定，對于履行國有資產管理、監督職責的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責任依法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和監督，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損失。法律如此，實行起來卻未必容易——政府之于國有資產經營者，向來有著兩個內涵不同的角色：一是作為公共管理機構，需要通過征稅等，令其履行應盡的社會義務；二是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對企業收益分配、運營支出有著產權人的權利和義務。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們始終沒能將這兩種角色平衡好，更多強調公共管理者責任，弱化所有者利益分配的權利主張。
　　銀行高管天價薪酬的合理性，幾乎不用討論。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還是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的老問題沒能解決，體現在具體環節上，就是銀行業法人治理的巨大漏洞——國資在股份制銀行里，是以什么樣的形式來行使權利的？國資委的官員可以直接進入董事會或擔任董事長嗎？如果不能，誰又有資格代表國資行使這個權利？我們的制度、機制能否保證代表國資行使權利的人，時時以國家利益為重？如果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策不能避免國有資產以“高管天價薪酬”等方式流失，那法人治理的重要一環——監事會，難道也不能負起國資安全的責任嗎？最大限度地堵塞國資流失漏洞，當務之急是完善國有控股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規范公司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權責。其中最重要的一點，筆者以為是監事會應該由國資委直接委派，而且不能與企業形成任何利益關系，保持獨立性，并有明確的責任目標。如果代表國資的“三會”成員都從企業經營中分享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反與國資委“博弈”的局面。如此這般，國企高管的薪酬怎么能不高？國有資產的各項權益又怎么能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