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有媒體報道，最近任曉峰、馬向景兩人盜竊金庫5100萬的“大案”讓人震驚，但更讓人震驚的是其中4300萬用于買彩票。江蘇圣典律師事務所嚴國亞等律師分析此案后認為，博彩業有悖社會主義道德，我國的博彩體制亟須改變。為此，他們近日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了一封信，要求全國人大立法限制博彩。
法律上尤其是侵權法領域有句著名的法諺，“只看近因，不看遠因”。對這一法諺，培根曾有精辟的闡釋，“法律去考慮原因的原因，去考慮每一個原因之間的因果關系，事情就會變得沒完沒了。因此，法律只能考慮那個直接的原因，并裁斷這個原因所導致的訴訟。除這個原因之外，法律不該探究太多。”法律上的“遠因”和“近因”在現實生活中最形象的比喻，就是那個廣為人知的“蝴蝶效應”：亞洲蝴蝶拍拍翅膀，將使美洲幾個月后出現比狂風還厲害的龍卷風，但不會有人將美洲的龍卷風歸咎于亞洲的蝴蝶，從而提出應當“滅絕”蝴蝶的荒唐理論。
在我看來，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律師，竟然以“遠因”理論為由對“博彩”進行立法限制，實在匪夷所思。對于將盜竊的5100萬中的近9成用于博彩，應該看到沒有博彩業，5100萬贓款還會存在其它的“消費領域”。
這幾位律師的思維方式所犯下最常見的錯誤，就是賦予“工具”以濃烈的倫理內涵。比如說將博彩這一以積聚公共財政為目標的“工具”，施與不符合社會主義道德的倫理苛責，從而一開始就在對博彩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批判中占據道德的制高點。殊不知，博彩業的“投機性”恰恰是其“進步”所應承受的代價，正如不能因為刀具能夠成為兇器就否認刀具之于社會進步的意義一樣，錯不在刀，而在人。
一旦公共政策領域開始對工具本身涂抹上濃烈的道德色彩，“工具”在“遠因決定論”下就注定會被“一刀切”地限制甚至“封殺”，諸如福建某縣為打擊詐騙犯罪，從而關閉全縣所有銀行柜員機；因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網吧，就對網吧進行全面封殺……在面對這些以“遠因”代替“近因”的公共政策時，作為律師應當以法律獨有的理性思維去正本清源，而不是混淆是非地去還魂“遠因決定論”。否則，不管打著多么高尚的名頭（博彩業從倫理上有悖社會主義道德），也不論有著怎樣的宏大訴求（上書全國人大），都無法掩蓋背后的荒謬。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