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曉峰、馬向景兩人盜竊金庫5100萬元的“大案”讓人震驚，但更讓人震驚的是其中4300萬元用于買彩票。江蘇圣典律師事務所嚴國亞等律師經過分析后認為，我國的博彩體制亟須改變，為此，他們近日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了一封信，要求全國人大立法限制博彩，對購買金額和購買人員都要作出相應的規定。(《現代快報》4月23日)

　　法律上尤其是侵權法領域有句著名的法諺，“只看近因，不看遠因”。對這一法諺，哲學家同時也是法學家的培根曾有精辟的闡釋，“法律去考慮原因的原因，去考慮每一個原因之間的因果關系，事情就會變得沒完沒了。因此，法律只能考慮那個直接的原因，并裁斷這個原因所導致的訴訟。除這個原因之外，法律不該探究太多。”法律上的“遠因”和“近因”在現實生活中最形象的比喻，就是那個廣為人知的蝴蝶效應理論：亞洲蝴蝶拍拍翅膀，將使美洲幾個月后出現比狂風還厲害的龍卷風。
　　不會有人將美洲的龍卷風歸咎于亞洲的蝴蝶，從而提出應當“滅絕”蝴蝶的荒唐理論，因為在“遠因”理論中，一個“蝴蝶”悲壯地倒下了，千萬個其他“因素”又站了起來。在我看來，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律師，竟然以“遠因”理論為由對“博彩”進行立法限制，實在讓人匪夷所思。對于將盜竊的5100萬元中的近9成用于博彩，更應該看到何以銀行的風險監督控制體制，在5100萬元面前形同虛設無動于衷，而不是糾纏于被盜竊的現金用于何處。沒有博彩業，依然還會存在其它的“消費領域”。
　　即便不考慮以“遠因”替代“近因”的偷梁換柱，立法限制博彩業也不具有可行性。限制而不是禁止博彩，首先意味著認可博彩業作為一種“合法賭博”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明確地將博彩限定在經濟發達地區，而老、少、邊、窮地區則應限定在大、中城市發售，在人口流動性如此大的今天，很難起效。另外，限制公務員博彩更是無稽之談，博彩不記名不掛失向來都是慣例，如何限制？
　　我愿意將律師的這一提議視為公共政策領域中“遠因決定論”借“博彩”還魂，而這種思維方式所犯下最常見的錯誤，就是賦予“工具”以濃烈的倫理內涵。比如說，將博彩這一以積聚公共財政為目標的“工具”，施與不符合社會主義道德的倫理苛責，從而一開始就在對博彩業“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批判中，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孰不知，博彩業的“投機性”、“賭博性”恰恰是其“進步”所應承受的代價，正如不能因為刀具能夠成為兇器就否認刀具之于社會進步的意義一樣，錯不在刀，而在人。
　　一旦公共政策領域開始對工具本身涂抹上濃烈的道德色彩，“工具”在“遠因決定論”下就注定會被“一刀切”地限制甚至“封殺”，諸如福建省安溪縣為打擊手機短信詐騙犯罪，從而關閉全縣所有銀行柜員機；因不少青少年沉迷于網吧，就對網吧進行全面封殺或者零時斷網……在面對這些以“遠因”代替“近因”的公共政策時，作為法律人的律師應當以法律獨有的理性思維去正本清源，而不是混淆是非推波助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