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因言獲罪”，是否“放言傷人”，這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網絡時代個人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里？致力于法治建設的國家，必須學會利用法律，而不是利用政府權力去化解網絡侵權問題。
    曾在網上公布當地公安系統內部“秘密”(比如交警系統給民警下罰款任務的“內幕”)的湖北黃石警察吳幼明日前被公安部門辭退，黃石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張立新一面否認吳被辭退跟“說真話”有關，另一方面稱，“吳幼明的行為對我們的工作是有破壞性的，他所反映的情況只是代表了公安工作很小的一部分，單個警種有限范圍的問題在網上放大了，讓別人以為整個警察群體都是這樣，對警察隊伍罵聲一片，這么大的負面效應，會加劇警民矛盾。”(4月5日《中國青年報》)
    與此消息遙相呼應的是：深圳中學教師榮煒在教育局網站上開設博客，詳細講述了自己與原任教學校校長、教導主任以及同事的糾紛，而且博客上還有對原任教學校的檢舉材料。其博客被教育局封掉，理由是“不利教學”、“不利團結”。(4月5日《新京報》)

    兩則消息雖一個在湖北，一個在深圳；一個在公安系統，一個在教育系統，貌似不搭界，實際上卻共同反映出一個問題：民眾個人正在網絡中擴大著傳播能力，但當個人傳播內容與所在公權部門產生糾紛的時候，政府部門總能先于法律作出實際“裁決”，而個人力量此時卻顯得非常微弱。
    按理說，既然吳的文章引發了個人與所在公安系統的糾紛，那么吳幼明是作為“深喉”客觀公開公安系統的問題，還是“別有用心放大了警民矛盾”，就應該由獨立的司法機關來裁定其行為的性質；同理，教師榮煒的博客是否侵害了原領導同事的利益、檢舉材料是否因不實而造成對原任教學校的侵害，也應該由“被侵害者”訴諸法律，由司法來裁定。
    在沒有人將吳幼明、榮煒訴諸法律，法律沒有對二人的行為作出裁決之前，手握公權的政府部門率先探出頭，以“維護集體利益、利于團結”的理由，作出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傳播者的“裁決”，令吳幼明丟了工作、榮煒喪失了在博客上自由表達的權利。這往小了說，涉嫌濫用權力；往大了說，是涉嫌侵害他人的言論自由。
    而政府部門之所以能夠如此，誠然與公權力不規范和自我膨脹有關，更跟法律在網絡時代遲遲無法站準位置，甚至是站錯位置有關。此前的類似糾紛中，公權部門利用自身權力打擊個人的例子，沒有被糾正；個人自由傳播的權利，沒有被重視。甚至不排除，在類似的糾紛中司法部門不愿意“趟渾水”，更愿意讓公權部門作為“內部事件”去“自行化解”。
    不管什么原因，這樣的結果令網絡時代的傳播增加了太多的不確定性———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說出來的后果是什么？大家無法從司法那里得到明確的信號，倒是從一個個疑似“因言獲罪”的“倒霉蛋”那里得到噤若寒蟬的心理暗示。
    是否“因言獲罪”，是否“放言傷人”，這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網絡時代個人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里？致力于法治建設的國家，必須學會利用法律，而不是利用政府權力去化解網絡侵權問題。網絡傳播拓寬了個人的表達空間，被寄予了草根時代自由表達的期望，如果任由政府部門在“莫須有”的前提下隨意處理網絡傳播者，那么，真正受傷害的就不僅是作為傳播者個體的言論權利，更是法治時代法律的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