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需急診搶救的患者，醫院、醫生必須堅持先搶救、后繳費原則。在2007年全國醫政工作會議上，衛生部強調，對急診搶救患者須嚴格執行首診負責制，堅決杜絕見死不救等違規違法行為。（3月31日新京報）

    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考慮，醫院應該責無旁貸地履行救死扶傷的神圣職責。醫院不能因為其贏利目的而掩蓋了自己救死扶傷的社會性、公共性、人文性。毋庸置疑，醫院見死不救的做法應該受到道德輿論的譴責。
    地方政府也一直在強調“保護每個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權利，醫院應該救死扶傷，社會輿論也是一再呼吁醫院不能因為經濟利益而拒收病人。但事實上，醫院對流浪病人、無主病人、無錢病人見死不救的現象并非個別。現在，醫院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社會輿論往往都是譴責醫院對患者嚴重不負責任，踐踏患者治療權利。但是譴責歸譴責，憤慨歸憤慨。醫院不救人的新聞仍在不時上演。
    當然，醫德滑坡、醫風不正、創收思維作怪，是醫院見死不救的原因之一。筆者認為，醫院不救人也有值得政府部門深思，需要法規制度調整的地方。比如2004年9月,深圳市出臺了《深圳經濟特區急救醫療條例》，規定對見死不救的醫院處以重罰；去年10月北京市出臺《關于進一步做好流浪乞討人員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意見》，規定凡是有生命危險，必須立即搶救的流浪乞討人員都由政府埋單救治。通過事后重罰與政府埋單的地方法規制度規范見死不救，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醫德，但比衛生部、地方政府再三強調要管用得多。特別是政府為特殊群體急救費埋單的做法，為破解醫院見死不救打開了思路。
    現在的醫院多是“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醫院救治沒有經濟能力的病人后，往往很難從政府得到政策傾斜與經濟補償。在這種情況下，指望醫院不計報酬先救人，顯然有點勉為其難。如果搶救賬單無法兌現，成了醫院的包袱，會影響醫院的發展后勁與醫生救死扶傷的積極性。
    尊重每個病人的治療權利與生命權利是醫院的職責，更是政府應盡之責。政府不僅要強調見死必救，而且要給醫院吃定心丸，消除醫院的后顧之憂。如果不找到醫療賬單的制度出口，即使醫院迫于道德輿論和政府部門的壓力，勉強同意救人，也會心不甘情不愿，救人也不會全力以赴。
    因此，要解決見死不救的問題，衛生部強調見死必救固然對醫院有一定的壓力，但不能寄希望于醫德醫風教育效果立竿見影；不能滿足于患者求助、媒體呼吁、政府施壓、醫院救人的被動救人模式。我們需要為特殊群體的醫療費尋求制度出口。只有政府履行自身職責，建立長效救人機制。完善醫院救死扶傷的配套政策措施，建立醫療補償制度，才有望打破醫院見死不救的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