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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國家審計署發布了對北京六環路、京珠公路等34條高等級公路的審計公告，揭出的問題令人觸目驚心：雖然被審計的34個公路項目都實行了招投標制度，但其中20個項目執行招投標制度不嚴格，有些項目涉嫌有幕后交易，個別項目存在商業賄賂，影響了工程質量；被審計的項目中26個所涉及的交通主管部門及建設單位擠占挪用或利用關聯交易套取建設資金21.58億元，用于其他項目建設、招待和發放獎金等；有的錢本來應該補償給失地農民，結果卻不知了去向。
34條高等級公路，僅招待、發放獎金就耗去了21.58億元建設資金，僅此一條，就足以說明人們為何把一些單位稱作“肥差”，千方百計地想擠進去的原因了。以筆者的留學經歷，國外對所謂“肥差”還是“苦差”的劃分并不像我們這樣分明，即便在那些被我們稱作“肥得流油”的部門，與那些“清水衙門”之間的區別也非常有限，大家感受到是彼此作為公務員的平等，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有嚴格的制度，確保再“肥”的單位也只能肥納稅人，而不是肥自己。否則，屬于個人責任，個人承擔，屬于集體責任可能導致集體辭職甚至招致更嚴重的懲處。
而我們所缺少的恰是這種制約機制。當某一領域出現腐敗大案，我們更多的是反思當事人的品德不好，然后，再三選擇，以挑選一個品德、能力更優秀的人就任，其結果常常是“前腐后繼”。以河南交通廳為例，1997年10月，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曾錦城因收受賄賂被判刑15年。有關部門經考察任命張昆桐當廳長，2000年1月底，張昆桐因經濟問題落馬，后被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然后，上級經過認真考察，再任命石發亮擔任交通廳廳長，結果大跌眼鏡，石發亮在2001年12月中旬就被“雙規”。所謂的德才兼備不僅沒能阻止官員的腐敗，反而使墮落的速度在加快。
這些案例足以說明，人的品德或人的自覺根本是靠不住的，惟一能靠得住的是制度。河南三任交通廳長的腐敗就源于制度設計的瑕疵：人事的調動和任免、每年幾十億元的規費收入、100多億元的投資資金竟然都由廳長一人說了算，一手遮天。而且，盡管國家規定對投資50萬元以上的公路建設工程應實行公開招、投標，但三任廳長從開始就不搞招、投標。在這種缺乏監督力量的制度放縱下，腐敗的發生乃是不可避免。
西方經濟學家假定人的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基于這種基本假設，西方國家首先把一個人當成試圖鉆一切漏洞牟取私利的“惡人”，然后再據此設置相關制度，由于這種制度本身就是根據惡人量身定做的，制度的制約作用更具有普適性。
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借鑒。我們應該轉變傳統觀念中過于倚重個人品行預防腐敗的思路，假設每個人都是唯利是圖、投機鉆營者，然后，通過制度設計堵住每一個可能的缺口，并確保制度能夠發現任何一個試圖腐敗或已經腐敗的人，同時，對于腐敗行為嚴厲懲處，讓其付出數倍于其收益的成本和代價，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反腐難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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