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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保留外匯儲備，主要是平衡國際收支、穩定匯率、償還外債，一旦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或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可隨時用于干預，保持本國幣制的穩定。但外匯儲備規模并不是越多越好，據學界的測算，最佳規模應該保持在5000億至7000億美元。但截至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突破了萬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一。如何提高巨額外匯儲備的收益，成了溫總理的一大難題，被稱為“富貴的煩惱”。
事實上，從2003年底國務院決定動用外匯儲備注資商業銀行開始，中國就嘗試“過剩”外匯儲備的投資，當時成立了專門負責外匯注資的機構——匯金公司。關于匯金公司的性質、定位、職能、人員編制等一直帶著神秘色彩，爭議不斷，筆者也曾撰文質疑。2007年初，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決定舍棄“金融國資委”的行政模式，組建一個超脫任何部門的外匯投資機構，被媒體稱為“外匯投資公司”。
新華社3月14日報道，外匯投資公司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專門從事外匯的投資管理，規模預計在2000億美元，一旦成立，將成為中國最大的投資公司。對于這么一個龐大的機構，我們首要關心的是：“外匯投資公司”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公司，其業務范圍是什么，是金融類企業還是非金融類企業，是特設成立的，還是按照《公司法》設立的，有沒有必要對其職能、組織架構、投資方向等進行專門立法？
一些專家建議對外匯投資公司制訂專門的法律法規，以確定公司性質、完善治理結構，規范公司的運作。并以一些北歐國家和新加坡設立的外匯儲備投資公司就為《公司法》所特別豁免，并由特定的法律管轄來論證立法的必要性。事實上，專家們混淆了“外匯投資”和“外匯投資公司”立法的界限。對于外匯投資和外匯儲備的管理而言，確有立法的必要。但是外匯管理法或者外匯投資法不是“外匯投資公司法”，前者是對外匯或者外匯投資行為的規范，而后者是對投資主體的法律規制。
在國內外，對某些特殊公司確實有專門立法的先例，但對一個公司進行專門立法，則除非該公司承擔特殊的公共政策方面的職能，不屬于市場化運作的機構，如國務院對三峽工程總公司進行立法，制定了《三峽工程公司條例》，但對于商業化的公司，則鮮有專門立法的先例。按照筆者的理解，既然外匯投資公司作為一個市場化、商業化的投資機構，其和一般的投資公司一樣，都應該適用《公司法》，而不要輕易搞一些“特批”或者行政特設的行為，輕易突破《公司法》對公司設立和法人治理等方面的規范，成立一些不受《公司法》約束的特權公司。
《公司法》自1994年實施以來，屢屢被政府的一些“特批”公司所突破，顏面無存，使《公司法》一度成為實施狀況最差的法律。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成立的一些窗口公司，投資等不受《公司法》的制約，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脫離監控，造成的損失歷歷在目，尤以廣東粵海集團虧損300多億元為甚，甚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形象都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都是違反《公司法》的代價。前車之鑒，不可不防。外匯投資公司的投資行為和一般公司并無二致，應該按照《公司法》完善其決策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進行評估和問責，有何必要動用寶貴的立法資源專門立法呢？至于外匯投資的領域、投資方式等問題，則屬于《外匯管理法》的必備內容，和對外匯投資公司本身的法律規制是截然不同的立法事項。
因此，筆者建議外匯投資公司在籌備的時候，應該完全按照《公司法》的相關規定設立，完善其組織架構，而不要通過特設等方式設立。只有在《公司法》的范圍內來運作，才能確保外匯投資的安全。同時，吁請全國人大盡快制定《外匯儲備管理法》，對外匯儲備的使用、經營、管理及投資方向作出明確的規定，確保外匯投資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