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各政府部門如果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本職工作，得向全體市民道歉。”前不久，深圳市政府秘書長唐杰代表市政府表示，再次要求政府各部門落實責任、履行職責。(3月19日《人民日報》)　

　　在法治社會的基礎語境下，依法行政才是公務員的核心之責。公務員失職首先要依法追究其責任，其次才是其他形式的救濟或自我的情感性救贖。依法擔責是不可或缺，情感追索乃是人為附加，并不存在必然性。　
　　如果依法行政的這一前提被漠視，再多的制度化約束和人為設置的責任體系都只能是畫蛇添足的補丁。一些承諾性舉措或糾風式的運動化治理則會流于形式甚至畸變為民意嘲弄的秀場。　
　　失職瀆職政府部門或公務員的公開道歉，也只能平復公眾對其行政錯失行為的道德性不滿，并不能緩解或沖抵其違法行政的責任。難怪有些專家擔心：要防止“道歉”成為某些公職人員逃避責任的幌子，關鍵是在道歉之后要采取實際行動，解決實際問題。　
　　在中國法治社會的理想框架下，公務員的管理和責任追究只能循著法治的軌道前行。遺憾的是，在中國的公務員制度中，并沒有行政公權或公務員必須為其違法行政公開道歉的法律責任。在此情況下，公眾就會有兩方面的憂慮：一是如此道歉轉移了公眾視線；二是這種道歉會使擔責者在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背負強加的道德責任。　
　　筆者相信，深圳市要求失職瀆職政府部門和公務員公開道歉是基于法治基礎上的道德救濟手段。但問題在于，中國的法治進程尚徘徊于“法制”和“法治”的進程中。過分強調道德意義上的“道歉”就會淡化“法制”的構建與落實，法治的目標也會杳然無期。所以，現代中國的各級政府，應著眼于法治的落實。好的法治能夠帶來社會的秩序性正義，而期冀以理想化的人治來促進法治，則有可能是欲速則不達。　
　　中國社會，只有權力沿著法律的圓心，規規矩矩地在權利設定的半徑上畫圓，才會形成邊界清晰和內設范圍圓滿的正義空間。否則，若缺乏虔誠尊重法律的心態，不能腳踏實地扎根法律的中心，而心猿意馬地被似是而非的人治干擾項所牽引，法治社會就會畸變為離心出去的混沌狀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