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隨著地方兩會的落幕以及全國兩會的相繼開幕，關于人大代表中官員應占多大比例漸成輿論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先有去年年底廣州市人大常委會研討人大制度會議上，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有關負責人建議改變目前人大代表官員比例偏高的現狀(2006年12月22日《信息時報》)，再有全國人大代表鄧明義建議修改《選舉法》從而限制官員代表的數量(3月4日南方網)。

　　至少從邏輯上，人大代表中過多的“官員代表”難免讓人對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督效果產生懷疑，讓被監督者“一府兩院”的成員，作為監督者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成員，多少有點左右手互搏的味道，顯然違背了現代法治理念中“任何人不能充當自己的法官”的程序正義。但如果依一些建議，限制“官員代表”比例甚至取消“官員代表”，無疑又有違背憲法之嫌疑。我國《憲法》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官員”這一職業來限制其被選舉權，當然構成了對個別職業群體的“權利剝奪”。
　　限制官員代表提議“違憲”的現實，其實意味著在應對“官員代表”的制度性難題時，理性的做法是跳出“官民比例”之爭，而回歸選民權利本位。任何人大代表，不管其屬于何種階層，也不論其從事何種職業，在民主政治架構中的制度角色首先而且只能是“人民代表”，其代表的權利來自選民的授予，按照民主制度下權力來自于誰就應當向誰負責的原則，代表向選民負責天經地義。
　　選民對人大代表的選擇權、監督權以及罷免權，是祛除人大代表本身職業角色以及職業角色所帶來的利益羈絆的一劑良藥，使得人大代表在人大的民主政治程序中保持“人大代表”這唯一角色的本色，雖然我們不奢望任何一個人大代表都是公益代言人，但制度的規范作用卻足以保證任何一個人大代表都是選民的“民意代言人”，畢竟，不代言民意的代表，至少在理論上很容易就保不住自己代表的身份。從這個意義上講，人大代表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選民權利能否有效地和人大代表之間建立起直接的“權利約束權力”的邏輯關聯。
　　之所以我們先驗地認為“民間代表”比“官員代表”更能代言民意，并且落實民主監督的制度要求，問題不在于官員比例過高的表象，而在于選民約束代表權利缺乏甚至不到位的弊病。當選民無法通過選舉權、監督權以及罷免權來“控制”人大代表時，人大代表能否“高調議政”以及代言民意，就完全取決于個人的道德自覺，而非制度的必然要求。只不過，官員代表的“雙重角色”將這一弊病表現得更淋漓盡致而已。因此，完善選民對人大代表的監督以及罷免權利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