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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重慶市人民檢察院將在執法中逐步實施一些人性化的辦案措施。其中，較受矚目的一條規定是，檢察官在辦案中，若發現犯罪嫌疑人家中的老人、小孩及病人在場的，可暫不進行搜查和抓捕。(見昨日《華西都市報》)對這一規定，反對、贊同者皆有之。
反對者認為，刑事司法的目的，是對犯罪者實施人身、財產上的制裁，沒有必要注入太多的溫情，對犯罪者的寬容，就是對守法者的不公。部分基層執法者對上述規定亦有微辭，認為司法實踐錯綜復雜，稍有不慎，就會貽誤戰機，并沒有必要顧忌太多。贊成者則認為，犯罪嫌疑人也是人，法律可以剝奪其權利，但不能漠視其尊嚴，在搜查、抓捕中回避其父母、兒女，正是司法人性化的最好體現。
我們贊許重慶市人民檢察院新舉措中體現的人性化傾向，因為刑事司法并不僅僅是國家的“刀把子”，也體現對犯罪人權利的保障。即使犯罪者實施了漠視他人人身、財產權益的犯罪行為，法律仍應對其合法權益加以保護，這其中，當然包括他與他的親屬的個人尊嚴。
但是，我們同樣注意到，上述人性化措施由檢察機關提出，有一定的特殊性。因為檢察部門自行偵辦的案件，多為公職人員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犯罪，涉嫌犯罪者往往人身危險性較輕，只要布控得當，延緩搜查、抓捕時間，并不影響偵查效果，相反，單獨抓捕或許更有利于減少執法障礙。
問題是，同樣的規定如果套用于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面對瞬息萬變的案情，可能不僅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成為束縛基層執法部門手腳的桎梏，難以推行。
但即便如此，我們認為，任何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都應秉承對人性、親情的尊重，不能在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下，漠視基本人倫與尊嚴。對人性、親情的尊重，更大程度上應是一種理念。這種理念應當跨越管轄部門、案件類型乃至刑事民事的界限，融入每個執法者的血液里。
司法實踐中，類似案例并不缺乏。2002年，武漢警方曾接獲信息，得知一名殺警潛逃的罪犯與闊別10年的雙親約定在火車站見面。現場指揮員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待逃犯與父母話別后，才下達了抓捕指令。2005年，四川省大竹縣檢察院對一名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了“暫緩批捕”的決定，理由是其兒子即將參加高考，批捕勢必影響孩子的考前心態。
沒有任何法律禁止公安機關在罪犯父母前實施抓捕，也沒有任何規定要求檢察機關對子女即將參加高考者“網開一面”，可是，無論對象是窮兇極惡的殺警罪犯，還是偶爾失足的交通肇事者，我們的執法者都在關鍵時刻體現了對人性的尊重。缺乏寬嚴相濟、以人為本的司法理念，是很難做到這些的。
在一個法治國家里，刑事立法意味著正義與權威，刑事司法包含著民心與公意。基于對親情倫理的體諒，《刑法》規定了“近親相盜”不為罪；基于對生存底線的關注，司法解釋要求在沒收犯罪人財產時，必須為其親屬保留必要的生活費用。刑事執法，則是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的司法正義，它當然應當承載懲惡揚善的嚴厲性，但也必須尊重與維持人類共通的情感，使刑事司法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刑事執法中的法意與人情，不應交給刻板、僵硬、注定將被違反的條文律令，而更應以潤物無聲的方式，潛入每一名執法者的內心深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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