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在北京可以看到五千年未有的奢靡，天價夜店、餐廳爭相斗艷，燈紅酒綠，夜夜笙歌。然而，到底是誰構成了這些奢靡消費的主體？京城高檔餐飲店的業主們在接受采訪時透露——“來這里吃飯的大概只有20%~30%是個人消費。70%以上是公費埋單(基本都是企業買單)。而這70%公費買單的里面，又有60%來自石化系統(我們離石化系統的單位比較近)。一般什么行業賺錢多，什么行業來得就多——石化系統、電信系統、房地產開發商……”(《小康》2月6日)

　　近年來，消費主義新浪潮正在席卷中國。從廣州、深圳等地舉行的奢侈品展銷售的火爆，到北京、上海等城市消費場所一派繁榮，不論有多高的“天價”，在中國都不愁找不到買家。盡管“天價”的紀錄正在以迅猛的勢頭被不斷刷新、打破，人們卻變得越來越麻木。然而，無論有多么麻木，“以奢侈為榮”的聲音，卻從來都是清晰而響亮。從尊重個人選擇來說，政府、公眾和輿論都不應對個人的奢侈消費進行過多的譴責和干涉。然而，如果奢侈消費不是出自個人的腰包，而是公款，那就自然另當別論了。
　　盡管目前尚沒有權威的調查表明，究竟是什么人構成了奢侈消費的主體。不過，《小康》雜志借業內人士之口，從側面展現了公款作為奢靡消費主力軍的現實。“一般什么行業賺錢多，什么行業來得就多——石化系統、電信系統、房地產開發商……”業內人士如是說，矛頭直指當下的壟斷和暴利產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行業又是與權力媾和最密切的。壟斷行業依靠對行政權力的游說而維持其既得利益，房地產開發商也在與政府、官員私通間而獲得豐厚的暴利。也正是因為當下我們的社會存在著權力支配資源的制度漏洞，這是奢靡消費非理性繁榮的社會根基。
　　如果沒有公款消費，如果富豪們財富個個來路清白，恐怕這樣的場所也就不會如此繁榮昌盛。所以，從本質上說，北京乃至全國各地的奢侈消費場所之繁榮，乃是汲取權力與資本之惡而生長、盛開的“惡之花”。只要知道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會明白，公款消費可以拉動GDP的增長，但是卻并不創造社會財富。商人們等通過權力運作而獲得的暴利，也不會創造真正的社會財富，而是使財富發生轉移。因此，他們的奢靡消費實際作用只有一個——浪費。
　　對比當下中國的社會現實，對公款奢侈消費顯然不應停留于道義批判的層面，我們還需要尋求根本的制度解決之道。對于公款消費，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嚴格約束，紅頭文件不知下發了多少，然而，如果不尋求通過法制建設和制度監督，不從約束政府權力入手，不從源頭限制權力之惡與資本之惡的發揮，那么，這一朵朵“惡之花”盛開到何時，就是一個永遠無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