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12月21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廣州市有關部門近日在答復該市政協委員鄧金石的提案中透露，目前廣州市相關部門擬組建城管公安機構，從根本上解決城管隊伍在執法行動中面對暴力抗法卻被動挨打、束手無策的尷尬局面。
的確，目前的城市管理中，城管執法者的生命安全有時會面臨危險，不過，是否有必要專門為此組成一個城管公安機構，專門保護城管安全，這值得商榷。
從操作上講，此做法有很大難度。目前國內基層警力正處于不足的狀態，基層警力屬于一種寶貴而稀缺的公共資源，城管中若常設公安，那將意味著大量警力的閑置和浪費———畢竟暴力抗法并不常見，因此城管公安工作的性質很容易演變為“穿警察制服的城管”，無法履行其應有的職能。
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是要講成本的。現實中，遭遇“暴力抗法”的不僅有城管，工商、稅務等部門都有。如果給城管配公安，那么是否也應給其他執法部門配呢？執法部門內部如果都常設公安，那我們國家的警力不知道還要擴充多少，國家財政要背上多么沉重的負擔。不可否認，給城管配公安的目的是預防和及時制止犯罪，但中國需要加強犯罪預防的領域很多，總不能為所有的部門內部都配備警力吧。
城管公安制度更大的弊病在于，它可能損害了執法者的公正和中立的地位。須知，既然是“公安”，維護的應該是公共安全，是社會整體的利益，而非某一部門、某一群體的安全和利益。人們不會懷疑城管公安在城管遭到“暴力抗法”時挺身而出，可是，當有城管執法者采取“暴力執法”的方式，踐踏公民的生命財產時，城管公安這時能果斷站出來制止，將施暴者繩之以法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嗎？若城管公安此時不作為，那么在社會上造成的惡劣影響，也許比“暴力執法”更嚴重。
上世紀90年代開始，許多大型國企的內部公安機構都脫離了企業，近幾年，鐵路所屬企業的公安的管理權也開始移交給地方。可見，公安部門回歸“公共”角色，成為一個中立的秩序、權利守護者是法治進步的必然趨勢，而現在城管公安卻反潮流而行之，將公共權力私有化、部門化，這無疑是法治的倒退。
城管執法者的確需要安全保障，但安全不是靠防暴頭盔等裝備的強大來實現，不是以國家暴力機器———警察作為后盾和震懾實現。這些不斷強化城管優勢地位的措施，也許在一定時間內會有些效果，但矛盾不會因此而化解，反而不斷累積下來，孕育著隨時可能爆發更嚴重的危機。
因此，城管執法者真正的安全保障，從當下來說，只能靠他們對工作的改進。只要文明執法，按法律程序執法，多站在行政相對人的角度思考問題，體恤民生的艱難，改變“以罰代管”，嚴格約束自己的自由裁量權，那城管執法將能最大程度獲得公民的認可和理解，沖突的發生幾率也將大大減少。
從根本上說，城管的安全保障要靠城管體制的改革，即，城管轉向公共服務。城管手握的“重權”回歸相關執法部門，例如查無證經營還給工商，查餐飲污染還給環保，查違章占道還給交管等。惟有卸下城管的層層權力重擔，才能遠離沖突的中心。與此同時，城市進行人性化的管理，例如像烏魯木齊等城市那樣，在城市劃出特定區域，商販只要登記并繳少量費用就可以擺攤，而城管此時的職責只是進行協調、服務而已。
本月初有消息說，廣州市正考慮設置統一攤點，方便無證商販經營。這種變堵為疏的辦法才是改變城管執法困境的明智做法，至于建立城管公安，還是算了吧。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