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總書記和溫總理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時，不約而同使用了“刻不容緩”這個詞。在中央的號令下，各級政府自然要行動起來，盡其職司。例如，工信部最近表示要動用包括各種行政措施在內的“鐵腕”手段淘汰落后產能企業。筆者認為，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靠各級各地政府強有力的行政手段，但更要靠完善的市場機制。
　　目前，中國各級政府在動員、支配經濟、社會資源方面顯然居于很強勢的地位。在中國經濟及社會發展進行重大結構性調整過程中，沒有各級政府部門的積極參與，不可能取得成功。
　　同時，中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除因經濟發展自身規律使然，也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績觀方面尚有偏差，片面追求GDP，縱容甚至鼓勵落后產能企業違規上馬所致。解鈴還得系鈴人，調整結構，轉變方式當然離不開各級政府的主動行動。
　　但是，必須牢記的是，中國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中國人選擇了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是一條沒有回頭路的正確道路。走這條路，就要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從長遠、從根本說，實現這種轉變只能靠市場機制主導。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際上也是不同群體間利益關系的調整，以政府調控為主導的轉變方式盡管可以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難免傷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風頭上，既得利益群體不得不接受政府的調控，風頭一過，必然強烈反彈，讓整體社會付出更大代價。
　　眼下，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與經濟發展方式與發達國家還有明顯差距，這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比較清晰的參照系。據此，中國能夠設計出有可行性，甚至帶有種種量化指標的發展模式，讓各級政府在推進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有所遵循。但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這么快，不用多久就可能進入到一種沒有西方先例可循的境界。在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只有千千萬萬實際參與市場活動的“理性經濟人”最清楚自己能為市場提供什么，需要市場為自己提供什么。
　　正是在這千千萬萬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參與者們的沖撞與妥協中，磨合出現今發達國家的經濟、產業結構和發展方式的。恩格斯說過，“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再被看做是某個天才頭腦的偶然發現”。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也不可能靠精英人士天才頭腦偶然發現，訂出量化指標讓政府部門去執行。所以，現在政府部門一方面要按中央部署，履行好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各項行政職能，更要為最終“形成有利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安排”而從長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