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金融業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各地建立金融中心的呼聲不絕于耳，業內有關金融需要加快創新的吶喊也聲震屋瓦。鄧小平說過，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在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期間，金融業如何跟進，乃至發揮引導作用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其中一個內容應該是對中國的金融創新要有一個新思路。
　　1986年，國際清算銀行組織十國集團央行的高層人士提交的一份名為《近期國際銀行業的創新》(R ecentInnovations inInternational Banking)的研究報告認為，廣義的金融創新包括兩種現象：一種是利率與匯率的遠期合約、期貨、掉期、期權等新金融工具的出現；另一種是各種金融中介渠道重要性的深刻變化，這主要包括證券化、表外項目重要性的提高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的推進。研究報告認為，由于匯率和利率的急劇動蕩和金融管制的放松，金融創新應運而生，其目的是為分散匯率和利率波動的風險，降低交易成本。
　　2006年，中國銀監會發布的《商業銀行金融創新指引》指出，金融創新是指商業銀行為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通過引入新技術、采用新方法、開辟新市場、構建新組織，在戰略決策、制度安排、機構設置、人員準備、管理模式、業務流程和金融產品等方面開展的各項新活動。按照銀監會的要求，其所監管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參照這個指引執行。銀監會對金融創新的理解顯然比20年前國際清算銀行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尤其可圈可點的是，金融創新是“為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這句話。
　　按國際清算銀行報告說法，西方銀行業的金融創新出現于上世紀70年代，進入80年代后急劇發展，創新活動主要集中在美國銀行業。回顧自那時以來美國整體經濟發展和美國銀行業金融創新的歷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以金融衍生產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出現之初可能僅僅是銀行業為適應利率、匯率變動等銀行業自身業務環境變化的需要。但這些創新能夠站住腳，并不斷發展的根本原因還是美國銀行業適應了美國和全球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
　　二戰后，美國憑借在西方世界居于絕對優勢地位的出口能力和黃金儲備，建立起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取得了等同黃金的世界貨幣地位。隨著歐洲、日本以及后來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工業的興起，美國不斷收縮工業制造業在國內經濟中的比重。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商品貿易逆差，1982年美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此后，逆差連年不斷，大量美元流出國外，形成被稱為歐洲美元的巨額游資。如果各國銀行僅僅把這些印有美國歷屆總統頭像及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和財政部長簽名的紙幣存在自己的金庫里，只是儲存了一大筆美國《貨幣銀行學》教科書所說的“雖然印制精美，并由法律賦予充分法償能力，但仍只不過是對聯邦儲備銀行的債權”，也就是既換不回美國的商品和服務，也不能用官價換來黃金的“白條”。
　　美國只有為這些游資找到能回流到美國，并取得收益的出路，才能維護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讓各國繼續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商品和服務換取美國的“白條”。而吸引游資最好的辦法莫過于開局設賭。華爾街的精英們于是設計出越來越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其中很多產品在美國國內是被禁止交易的。美國金融機構為客戶操辦的衍生品交易規模也越來越大，遠遠超越實體經濟交易中規避風險的需要。說穿了，這些金融創新活動就是美國銀行業為適應美國經濟發展需要，為各國游資開設的一個“大賭場”。
　　對中國銀行業來說，在開展金融創新，發展衍生品交易方面與美國銀行業一致的地方是為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對于還未完成工業化的中國來說，經濟發展情況和美國有很大不同，因此中國所需要的金融創新肯定也與美國有很大不同，要有一個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