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的表述，我國“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對此，不論政界、學界，還是普通百姓，都沒有歧見。
　　在最近30年中，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子都比過去過得好多了。按市場價值計算的，在中國土地上產出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總和，即GDP翻了幾番，應該是國人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國整體的生活水平與質量還有相當距離，今后中國還要以較高的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這同樣也離不開GDP增長這個必要條件。但是，當前應該強調的一點是，GDP增長并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離不開GDP增長這個條件，但是GDP增長了，大多數國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未必就一定能同步提高。
　　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在其《經濟學原理》一書中引用前總統肯尼迪的弟弟，參議員羅伯特·肯尼迪競選總統時批評GDP指標的一段話說，“(GDP)并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游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于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實際上，最近一個時期中國理論界也對GDP增長與經濟發展的目標做過大量有深度的理性分析。學者們指出，GDP并不能反映公共服務的作用；不能反映經濟發展質量；不能反映存量財富的增長；也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資源環境的變化。總之GDP的增長并不表明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也同步提高。
　　現實的情況是，盡管沒有什么明文規定，但不少地方政府領導實際上或是主動、或是被動地把GDP增長速度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作為政績考核的最重要指標。有論者將這種現象稱為“增長至上主義”，筆者覺得也可以稱之為“唯GDP主義”。
　　在單位時期里，比如一個地方首長的任期內，增加經濟總產出規模的最佳途徑當然是擴大投資，于是在“唯GDP主義”驅動下，中國的投資率一直居高不下。有資料說，近10年來，保持在35%以上，近六年更是連續超過40%。特別是在民間投資意愿并不強烈的情況下，政府主導的項目就擔當起投資的主力。如果政府把心思都投入到創造“GDP”上，必然要維持高投資率，從而維持國民收入中資本和政府收入所占的比重，擠占勞動收入的比重。更令人擔憂的是，不少地方為了眼前的GDP增長，不惜犧牲環境保護、文物保護、安全生產等方面的要求，從而釀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如果說，在幾億中國人求溫飽而不得，需要盡快增加經濟產出總規模的情況下，這種“唯GDP主義”尚有歷史的合理性的話，那么，經過30年的發展，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特別是國內外市場和資源供給環境出現巨大結構性變化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唯GDP主義”不僅可能無助于提高當地占多數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反而有可能成為妨礙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原因，因此應該為各地政府設計出一套更符合轉變發展方式，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政績考核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