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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經濟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逐漸暴露，影響或制約未來進一步發展的矛盾逐漸突出，其中，最明顯的莫過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不相適應。因而，從中央政府到經濟專家，幾次三番將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放到顯著位置。筆者以為，調整結構與發展方式的轉變，主要不是靠“自覺”，也不是僅靠政府推動就能完成。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讓危機“逼”出來的，是一種痛苦的、需要有重大犧牲和損失的消長，是一種對現有利益格局形成巨大沖擊的重組。而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的出現，則是和鼓勵政策有關，和企業獲得超額利潤有關。
回顧這些年來的調整，我們發現，政府比企業積極，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積極，行政手段或“類行政手段”比市場行為積極，從早期的“砸錠”，到關閉“五小”，從合并鋼廠，到關停小電廠、重組煤礦，幾乎都是如此——這似乎與市場基本規律不太相符——本來，市場競爭的結果，就是要優勝劣汰，企業應該是調整的主體，應該是發展方式轉變的承擔者，但是，這一基本要求為何在中國卻屢屢“失靈”呢？
首先，中國經濟運行主體中政府的分量依然過重，特別是地方政府，無論是在資源的掌控還是項目的取舍上，地方政府都有巨大的發言權，也有不可分割的利益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對產業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是“損害”企業利益，甚至是企業的“沒頂之災”。于是，調整匆匆了事，轉型根本不會觸及。如果影響GDP降幅過大，地方政府就會主動對調整剎車，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企業也看透了地方政府的奧妙，對調整多是應付。很少看到中國企業主動轉型，而是想盡辦法“熬”過調整，重新膨脹。
其次，由于價格杠桿等市場手段的不完全、不徹底，導致某些重要產品的信號失靈，對企業產生的調整壓力不足，甚至產生相反的信息指引。比如，能源價格扭曲，資源價格過低，造成中國大量高耗能產業“蓬勃發展”，許多資源消耗型產品大行其道——實際上，中國是一個能源和資源極為缺乏的國家，不少出口產品實際上是“中國補貼世界”。但在表面上，由于內需和外貿都顯示了充足的“需求”，因而這類產業調整壓力被蒙蔽，轉型要求被忽略。
當然，也要看到，在尚屬“初級階段”的中國市場經濟中，對于諸多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低品牌效應的產品，尚有較大的需求，特別是在市場過熱、發展速度過快、增長手段過于粗放的情況下，調整的要求往往被壓制，限產、停產的壓力常常“無疾而終”，甚至被新一輪的擴張所取代。這也讓企業產生了不愿調整的情緒。
調整與轉型總體上說，是一件痛苦的事，是短時間內不見政績、甚至只見“敗績”的事。縱觀世界經濟史，世界各國產業調整和經濟轉型，也都是在危機時不得不進行的“無奈之舉”，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產品滯銷等等在所難免。調整或轉型，首先需要正確面對危機，面對增速下降，面對企業困難甚至破產。或者說，調整轉型動力主要是逼出來的。另一方面，要對新興產業大力支持，對創業精神大力支持，對創新創意大力支持。以新代舊，轉型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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