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貧富差距正在逼近社會容忍的“紅線”。富的越富，窮的越窮，已成為收入分配領域的一大頑癥。這種兩極分化如果不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勢必引發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問題，也會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發軔于32年前、被譽為人類發展史上一大奇跡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到現在為止可以說只解決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大命題中的第一個，即“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問題。第二個全社會“共同致富”的命題，應該說遠遠沒有破題。由于物價水平的上升和貧富相對差距的拉大，解決共同致富的難度甚至比改革前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僅全民收入占G D P的比重比30年前下降了許多，城鄉差距、行業之間差距、企業高管與一線職工差距、國有企業與社會平均水平差距以及最高收入人群與最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也都比30年前擴大了許多。這種積重難返的癥狀，甚至引發了部分地區、部分人群的不滿情緒和浮躁心態。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改革成果將會大打折扣，未來努力也會事倍功半。
　　掐指算來，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需要著重強調的是，壟斷資本和權力資本，始終是制造財富馬太效應的兩員“悍將”。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我們在最大限度地激活各種經濟成份的同時，也在有意無意間給壟斷資本織造了一付大“襁褓”；在積極調動各級政府學習經濟管理方法的同時，也在無形中給“裁判員”留下了許多下場踢球的“入口”。恰恰是這種欲拒還迎、并不徹底的“半市場化”改革，制造了大量政策性或隱性的收入，拉大了貧富的差距。特別是當壟斷資本與權力資本聯袂行動的時候，財富的“虹吸效應”就愈加明顯，暴利行業、富豪、明星就層出不窮。像房地產、石油、電力和電信等，就是社會質疑最多、百姓意見最大的領域。
　　所以，解決貧富懸殊之策，首當破除壟斷。無論是行政壟斷還是自然壟斷，都有必要讓出獨自盤踞的大量要素和資源。眾多國有企業一邊享用著全民資產，一邊拒絕提高紅利上交比例，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如何在競爭性領域徹底地對外和對內開放，讓各種經濟成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并在壟斷領域內培植出民營資本的“大樹”，這是今后必須要做的事情。
　　其次是提高工資。已有不少專家指出，從現在開始，政府應該制訂和實施居民增收計劃，并運用法律手段加以規范和明確。當然，政府部門應該先做好精簡機構和裁撤冗員，畢竟我國公務員人數之多已是世界公認的老問題。在此基礎上，提高公務員的收入水平，穩定隊伍，搞好服務，并以此帶動其它各種企業和機構組織的薪金水平。
　　第三是減免稅負。目前年收入在12萬元以上的高收入階層，繳納的個稅卻只占個稅總額的1/3。也就是說，中低收入階層仍然充當著個人收入調節稅的上繳主體。這是很不正常的。今后應盡快減輕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收盡該收的，減掉該減的。對待企業也要有放水養魚的心態。在外貿條件許可的前提下，還可以進一步提高糧食及農副產品的補貼標準。并在全國范圍內，杜絕各種野蠻的城鄉拆遷，讓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獲得真正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