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后，政府根據不斷變化著的經濟總量運行情況，隨時對之進行調節與控制，當然這種調控按照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動，有時動作大些，有時只是微調。靠這種不斷的調控使中國經濟能夠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風云變幻中，保持了在世界各經濟體中獨樹一幟的穩定增長勢頭。在學界，有關于中國政府到底進行了幾次宏觀調控之爭。這是因為學界對宏觀調控概念的理解不同。實際上，宏觀調控與經濟周期是不同的概念，應該沒有什么第幾次之分，而是無日無之。
　　但是，也應該承認，盡管這些年中國宏觀經濟調控成就斐然，在調控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被調控對象因自己的利益取向與調控目標不同，而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態度，令調控效果在博弈中大打折扣；有時甚至出現為落實宏觀調控目標不得不用行政手段“關停并轉”，令個別地區的經濟增長或企業的發展遭受硬傷。由此說明，我們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和調控手段還未臻成熟。
　　毋庸諱言，中國的現代化工業生產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參考、借鑒比中國先行了一步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建立起來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歷了很長一段自由市場體制后，在爆發新的工業革命，社會生產力又出現新的飛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不能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情況下，從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出宏觀經濟學和宏觀調控政策工具，主要用于對付生產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威脅，熨平周期性的經濟起伏。上世紀70年代以后，“滯漲”成為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威脅后，經過激烈的論爭和探索，才逐步形成現在普遍推行的既要對付衰退，又要防止通脹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應該有共通之處，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能在中國發揮一定作用。但中國畢竟是在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人均財富占有量還較低水平的情況下，開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歷了幾百年積貧積弱，基本生活資料都十分匱乏的中國人，終于擺脫了體制的束縛，每個人都能以平等的理性經濟人身份參與經濟活動，最大限度地發展本地、本企業的生產，追求更多的財富，即使在整體過熱的情況下，任何調控也難以壓抑個別地區和企業的投資沖動。中央出臺刺激經濟政策，可能各地皆大歡喜；出臺抑制投資過熱的政策則難免遇到各地的博弈。因此，主要以對付衰退和通脹為目標的西方現成的宏觀經濟理論和政策工具未必能適應中國調節投資過熱的需要。中國制定宏觀調控政策時，特別是制定抑制局部地區和行業投資過熱的政策時，需要在調控者和調控對象的相互博弈的磨合過程中，探索出一條既能保持整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又能盡可能適應各地、各行業眼前利益，有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之路。
　　問題的另一面是，十多億人追求物質財富的沖動，到底能為各地區、各行業帶來怎樣的發展潛力，讓中國整體經濟出現什么奇跡，恐怕按西方現成理論和實踐也難以準確估計。僅僅十多年前，有多少人能想象得到，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年就能生產并銷售出五、六億噸鋼，1500萬輛汽車？對這些問題的調控可能還是留給市場去做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