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7日，為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會議將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開幕。這是一次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后一次機會”的會議，值得我們關注。
綜合各方專家看法，哥本哈根會議可能有三種前景：第一種是最高方案，即發達國家接受到2020年時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40%的目標，并提供資金支持發展中國家，在技術轉讓上也有一定的認可，與此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等國家提出一些定量的要求；第二種是折中方案，即2008年至2020年發達國家整體排放降低6%，有關提供資金和轉讓技術問題以后再談，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原則性要求；第三種是最低方案，甚至會議失敗。此次哥本哈根會議有望達成第二種方案，即折中方案。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一直是我國在氣候會議談判上堅持的原則。在這方面，筆者認為，首先要堅持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據研究，二氧化碳大約可在大氣中存留100年左右，從1750年到現在，全世界共排放1萬多億噸二氧化碳，其中80%是發達國家排放的。即使從1850年開始計算，到2004年，在包括G8在內的13個主要排放國家里，美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39%，中國排放量占10.8%。聯合國的一項報告認為，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年間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動工業增長，是目前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2006年出版的《斯特恩報告》指出，自1950年以來，全球碳排放增長中有3/4來自發達國家，盡管這些國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總數的15%。發達國家提出要從1990年開始計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是企圖回避歷史責任，我國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堅持要求發達國家承擔歷史責任。
第二，責任定量需充分考慮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發達國家已步入知識經濟時代，進入低能耗、低排放時期；而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過程中，處在高能耗、高排放時期；在一些最不發達國家，農業還點30%甚至50%以上，將進入高能耗、高排放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優先目標是發展，不能接受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指標。
第三，確定減排目標要以人均排放量為基礎。據估計，2006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達290.95億噸，其中中國排放量達60.17億噸，超過美國的59.02億噸，中國已成為排放量最多的國家。但是，美國仍是人均排放量最大的國家。2006年，全球人均排放量是4.48噸，美國是19.78噸，中國是4.58噸，印度是1.16噸。美國企圖把履行減排責任同中國的減排努力聯系在一起，具有特別的用意，既是尋求逃避責任，也是向中國轉嫁壓力。我國應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一致，堅持以人均排放量為基礎，承擔發展中國家應負的責任。
同時也應當看到，當前，我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標遠超過美國和日本。按現有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是資源難以滿足、環境難以承受的，發展也將難以持續。保持較快發展的同時，應加快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到2020年能夠在節能減排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從而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中處于更加有利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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